——刘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这个意义上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的重大问题。 

    刘士林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研究，著有《中国诗性文化》《先验批判》《苦难美学》《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江南文化精神》《江南文化理论》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及国内省市委托项目多项。先后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奖励与荣誉称号。

    2010年以来，城市文化开始成为中国都市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节点问题，以城市规划的“过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与都市主体的“离心化”为标志，文化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都市化进程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矛盾，这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和认真对待的现实挑战。

    城市规划：“富裕的贫困”与“媒介异化”

    表面上十分繁荣和众多的规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划意识、理念、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匮乏，使规划缺乏和乱规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特别是“规划跟着项目走”和“根据投资需要调整和修编”，对很多城市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最大的后遗症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城市经济功能的批量复制。新世纪以来，在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城市的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但受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和各种“雷人”规划的频繁出台为代表，中国城市正迅速地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个极端。 

    问题在于，尽管城市规划在爆炸式地增长，但由于在论证、编制、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管程序，众多的规划并没有引导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长，反使城市频繁陷入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中。而规划的数量越多，更换越频繁，对原有规划的否定越彻底，其危害也会同样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如成都倾资40亿元打造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使原建于2007年的老园仅仅三年就弃之不用。而西安耗资400亿元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尚未开园就面临着要被拆除的命运。由此带来一个新的经验教训是，不仅规划不足或不科学会影响城市发展，过度规划同样也会影响与干扰城市的健康发展。

    与以往无规划或缺乏规划的“绝对贫困”不同，当下的“规划过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富裕的贫困”，由于理念太杂、数量太多和相互因袭，表面上十分繁荣和众多的规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发展模式，相反却使中国城市陷入“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的尴尬和困境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介异化”。

    规划本应是因地制宜和适度超前的统一，这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发展的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依据世界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制定相关目标。但在“媒介社会”背景下，原本作为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纲领的规划沦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直观政绩形态。这是各种“雷人”规划在当下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在“媒介异化”中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少城市规划多半属于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表现在具体的规划中就是内容上的雷同和相互因袭，除了常见的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园区、市民广场、商业一条街、名胜风景旅游区、城市标志性建筑等，2010年以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规划上的内容因袭已由单体城市蔓延到城市群中。如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十二五”规划中均提出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战略，但实际上，以央视等媒体频繁曝光的中国物流业为例，真正影响城市间物质与人口交流的，并不是高速公路、运输工具等基础设施和设备，而恰恰是建立在其上的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体系。又如中国主要的城市群都有文化产业战略规划。发展文化产业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像这种一哄而上、大略相同的文化产业战略规划，不仅与“十一五”期间很多城市以集成电路、纳米材料、计算机网络、软件、石化、汽车、通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规划“貌离神合”，同时与城市群的本义——建立区域内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及解决单体城市间的恶性竞争——也是背道而驰的，并有可能在文化产业上重蹈高新科技产业的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的覆辙。

    “规划过度”与“内容因袭”正成为影响中国都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质量的主要矛盾之一。2010年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风云突起，不仅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沈阳等已正式启动，不少大中城市因为发展需要也酝酿调整行政区划，由此可预见“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将出现新一轮的规划热。如果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是对一个建筑的要求，那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则可以说“千年大计，规划第一”。因为规划一旦完成和实施，一个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就基本确定，如果不是遭遇大的自然与社会灾难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城市在当下发展的过热和过快，特别是大城市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都市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城市规划本身的问题直接带来的，认真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并以制度建设的方式提升其质量，无疑可为中国城市的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和引领作用。

    城市品牌：灵魂隐匿之后的物欲与肉欲追逐

    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城市史上的反面典型是古代罗马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但与此同时，城市在社会人文等方面则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滑坡和危机。在注意到城市形象、识别度等在聚集人气、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之后，很多城市开始竞相追求和实施品牌战略，以改变其物质发达而文化简陋的现状。

    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城市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由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

    标志性建筑是城市品牌的重要代表。但正如身体长得过快而心理、情感和思想明显滞后的青少年一样，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在空间、人口与经济规模上的迅速扩张，只是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物质躯壳。特别是由于这个过程本身严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资源、恶性损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态，因而表面上繁华和强大的城市躯壳包裹的却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中国城市由此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上日益陷入焦虑与危机中。

    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和困境，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但问题在于，由于在心态上过于焦虑、在情感上过于单纯、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力，很多品牌战略千篇一律地成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以及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以为这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对西方设计的崇拜已成中国城市的通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近年来新建的标志性建筑大都出自国外设计师之手，尽管其中也有成功之作，但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多的则是日益严重地“妖化”着中国宝贵的城市空间和形象。因为这种城市品牌战略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与一个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并无本质差别。

    与之相类的还有城市品牌营销。品牌营销既需要有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更需要有现代的文化创意与设计能力。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前者基本上不成问题，城市品牌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后者。和粗放增长的中国经济一样，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上也普遍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是粗制滥造，缺乏创意。媒体曾将之归纳为四种基本模式：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使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三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主题的山水类口号。四是给做成“东方版”。如以“东方日内瓦”自居的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其二是“低俗雷人”的营销术。其中以山东的西门庆文化旅游规划和江西宜春的城市口号为代表。如果说城市口号缺乏创意和平庸化是由于文化和美学素质偏低，那么，像这种以色相为主题的品牌营销和形象传播，则表明一些城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已丧失最基本的文化底线与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无论是任人打扮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还是以色相诱的城市品牌营销，它们折射出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灵魂孱弱、文化发展热情很高但先进文化素质匮乏的中国城市的现实困境与深层矛盾。

    文化品牌需要长期经营和积淀，因而多半与老字号联系在一起，如文明古国、千年传承、一代代生命的薪火相传。文化建设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当下出现的这些问题，都可追溯到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现代国民性。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传统上没有时间概念的中国人已变成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如上网最爱快进、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出行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和直航、网购要能“秒杀”、创业最好一夜暴富、结婚要有现房现车……这种深层的心理问题自然也蔓延到文化品牌建设上。无论是在地标性建筑设计中的崇洋媚外，还是在城市品牌营销中不择手段地玩弄噱头，都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的成功，以最小的付出赚取最大的利润。但由于这从最根本上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因而最终使文化品牌成为没有文化的文化品牌，使文化营销沦为赤裸裸的物质与欲望狂欢。正如古人说“积德百年而可以言礼乐”，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也将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及早准备并要有足够耐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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