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人的接受能力也很强，你所说的令人惊讶的建筑在这些项目的甲方看来都不奇怪，这很有意思。我认为，由于中国的悠久历史，比如瓷器、玉器等方面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不同的形式。中国人早已阅历了各种形式，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建筑设计师的那些奇怪形式，从而见怪不怪。比如，“鸟巢”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颠覆性的形式，一些西方人在杂志上看到这个方案时说这简直是疯了，而中国的甲方却能够接受。这不是偶然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鸟巢”项目运用了很多中国的元素，你是否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要让它区别于西方更贴近中国？
赫尔佐格：我同意也不同意你的说法。同意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做建筑设计当然希望与中国传统有联系。不同意是因为在“鸟巢”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与其他作品一致的，我们一贯希望把建筑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希望建筑有生态主义思想。
经济观察报：如今人们希望在公共建筑中广泛体现民众的思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赫尔佐格：我不能就此下一个普遍性的定论，只能以我个人的经验来举例说明。比如“鸟巢”项目，它的操作方式和欧洲其实是一样的，有甲方主办，有竞赛、评审团和民众投票。这与我在欧洲参与的项目基本一致。不一样的是，在西方国家，即便一个项目可能被各方认同，却可能由于项目旁边的一个邻居的反对而失败。这会对设计师造成强烈的挫折感。
在我看来，就中国和西方建筑的比较而言，巨大的区别在于项目所在区域甚至整个城市的规划。中国在传统和现代都对城市规划有很强的控制，他们强调如何去定义和控制城市的发展，比如轴线和对称。而在西方国家中，城市规划发展非常缓慢，这是因为意见协调的难度很高，一条路或是一个公共设施的修建，往往要经过漫长的论证期。而城市规划方式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城市尺度的不同。
经济观察报：谈到“鸟巢”项目，在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反思过，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的作品很受各方面的欢迎，最后却被猛烈批评呢？
赫尔佐格：你所说的批评是来自于设计师还是民众？(记者答主要是设计师在媒体发表观点之后引起的媒体争论)
对这个争论，我们已经有过明确反应：一、争论是关于功能和经济性问题，而不是建筑方面；二、这种争论甚至在我们公司内部都会产生，调整是自然正常的现象；三、这个工程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成了很好的共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