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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设计师们的烦恼 |
|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作者：朱艳丽 日期：[2015-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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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试验场
“有个‘老外’在那里，领导或者专家不会轻易否定你。他们会想，‘哎，这个方案我是不是没看懂啊，再看看’。”
李明也曾跟风做过不那么正统的异形建筑，不过没成功。“业主说‘你做的这个东西确实很好，但如果是老外做的话，我就盖起来了。你做的，我花那么多钱也没有名声。”
这并没有让李明太失落。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业主们喜欢国外的建筑风格。很多时候，洋建筑师也比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吃香。
程泰宁院士的课题组曾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这个区域内，26幢建筑无一为大陆设计师设计；广州的12幢建筑中，仅3幢为国内设计；而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中外建筑设计师应该被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课题组成员朱光亚教授告诉记者，但一些领导甚至二三线城市的领导会特别强调“与国际接轨”、“邀请国际建筑师”。“为了应对这个风气，三流的中国建筑设计师挂上一个外国建筑师的名字叫来一个外国人表演也是有可能的。”
荷兰建筑师约翰·范德沃特来到中国发展正是拜这种风气所赐。2001年，他在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一位中国建筑师。3年后，对方邀请他来中国，以一个加拿大建筑师的身份参与某项目设计展示。展示在他抵达中国后的第三天进行，而他对项目一无所知。整个过程他一言未发，只是坐在那里。中方的合作伙伴用一句俗语解释了他的作用：“外国的月亮格外圆”。
“现在是地球村，只要有温床，大家肯定都过来。”李明告诉记者，邀请国外设计师合作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迎合业主的喜好，“他们觉得有外国大师参与，项目就是好的”；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也确实技不如人。
黄浩承认中外建筑设计师有水平差距。“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没有像样的建筑教育。而在国外，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是建筑思潮最活跃的时候。国外真正好的建筑大师，无论是对材料的使用还是对现场的控制，远远高于中国建筑师。”
但他也强调，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有些过了。“城市里出现的给国外建筑师做实验的项目太多了。”黄浩说，以设计银河SOHO的建筑师扎哈为例，她在欧美做的项目得过很多奖。但是那都是“小东西，好控制。”一到中国，一下子就是几十万平方米的项目，她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她也是在学习和成长，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试验场。”
这种情况最终促使住建部于2007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在该意见中明确“政府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建设单位应立足国内组织设计方案招标，避免盲目搞国际招标。”
对比以往，近几年盲目迷信“老外”的风潮有所平息。“前些年‘崇洋’的风气特别盛，大家找几个老外当‘脸’使。”黄浩告诉记者，如今更会考虑对方的真实水平。不过，实践也告诉他，目前还需要外国建筑师“应对上层”。
“有个‘老外’在那里，领导或者专家不会轻易否定你。他们会想，‘哎，这个方案我是不是没看懂啊，再看看’。”
回归本真
“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进入一个拐点，开始向集约化、精细化迈进。如果这次转变过程中再不注意扭转建筑界的这些问题，就完了。”
“事情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开始的时候确实需要追随国外。”黄浩说，在整体设计水平提高的背景下，更应该减少浮夸的东西。“已经到了研究本土建筑风格的时候。”
在他看来，这些年来本土建筑风格的消逝除了“求大、求洋、求怪”的侵蚀外，还与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建筑项目大干快上，出现大量的复制、模仿甚至抄袭有关系。
按照他的说法，影响建筑风格有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历史六大因素。在城市化开始之前，各地的建筑师尚在追求本土的建筑风格。“现在各地建筑只有地产商的风格来区分。这是万科的楼盘，这是龙湖的楼盘，从南到北，完全可以找到一样的房子。没有地域的风格了。”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黄浩多年。他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起到这一代建筑师应有的作用。“那些在专业人士眼里毫无专业理论支撑的建筑，就是地产商赚钱的工具。再过20年，城市化进程结束，千篇一律的房子又拆不掉，下一代建筑师可能会恨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可能积累了很好的理论水平，可做的资源却少了。”
近年来，像黄浩这类有想法的建筑师都在自省、反思，努力提倡回归建筑设计的本源。
“中国的城镇化自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铺开，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进入一个拐点，开始向集约化、精细化迈进。如果这次转变过程中再不注意扭转建筑界的这些问题，就完了。”参与“中国建筑设计现状”课题的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朱光亚，言语里透着紧迫感。
上述种种也引起了国家上层的重视。2013年4月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确定了“十不准”原则：不准破坏生态环境；不准乱跟风大跃进；不准盲目大拆大迁；不准一味地求洋求异；不准造新城变鬼城；不准让市民成流民；不准一届政府一张图；不准自搞千城一面；不准住上楼万事愁；不准乱举债，摊大饼。
尽管对什么是“奇奇怪怪的建筑”没有官方界定，但是领导人的讲话已经带来了明显的效应，一些地区正在将其转化为具体措施。
去年11月，安徽省城乡规划局长座谈会上，15家省市级规划设计单位共同发出倡议书，不山寨抄袭，远离低俗庸俗，通过建筑彰显徽风皖韵。“出现‘大洋怪’建筑，首先要追究规划局长的责任。”
一个月后，北京开展相关动作。针对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怪建筑”，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进一步细化建筑设计的规范要求，提高建筑设计水平。通过城市设计确定建筑整体风貌要求，对建筑体量、尺度、风格、色彩、形式、材料等基本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定。
“我们希望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去束缚建筑师的思维。”尽管盼望着本地出台一些明确的标准，但李明也希望“因为简单粗暴的政策让事情走向另一极端。”
在黄浩的印象里，专门制定一个奇怪建筑的标准在国外其实很少见。“国外很多国家的建筑项目特别少，出来一个新的项目大家都很关注。重要的是，他们的公示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建筑设计师把设计方案的模型做好了，放在整个城市规划里，由公众进行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评价。但在我国，专家评审之后还要交由一把手拍板，而随后的公示制度这个重要的流程也被忽略了，只有几天，往往在走形式。”黄浩告诉记者，欧美一些国家普通民众都会具备一些建筑学基础知识，所以不会接受很浮华的东西。在他看来，完善建筑设计的公示制度，或许更能解决问题。
对于业内的各种乱象，程泰宁院士则希望从更深层次的制度方面进行根本性的解决。他建议，逐渐建立如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实行的投标评选和项目设置决策相分离的行政制度，主要领导只负责决策项目是否设置而不具体负责对方案选择的拍板。对标书的内容提出进一步明确的要求，质量评选中加大其他价值主体的决策权重，领导不能违反招投标管理办法改变评选的结果，评选出来的方案即确定为实施方案，如领导部门有不同意见需另选方案应有充分理由并在媒体上公开说明。
《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2011年，出版自己在中国的工作手记时，约翰·范德沃用了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消极的书名。
不过，显然，现在变化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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