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全球共有97栋高200米或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竣工，其中58栋落成在中国，占全球总数的60%。中国也连续7年成为竣工高楼数量最多的国家。

    《2014高楼数据研究报告》

    每年20亿平方米的新建面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2030年前中国城市建设速度相当于每年新建一座芝加哥。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

    “中国的城镇化自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铺开，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进入一个拐点，开始向集约化、精细化迈进。如果这次转变过程中再不注意扭转建筑界的这些问题，就完了。”

    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朱光亚

    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他们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数量5倍于美国建筑师的建筑，只收取了1/10的设计费。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

    到目前为止，仅见于报道的，号称亚洲第一大客站的就有北京南、上海虹桥、广州南、南京南、杭州东、西安北、成都东、新武汉、新天津等上十个站，这些高铁大站的建筑面积往往动辄上十万甚至数十万平方米……现实使用中，这些面积巨大的高铁站经常是人流稀少、空空荡荡。

    ……

    长沙拟建一幢838米超高层建筑，在长沙这样的城市建世界第一高楼已经不单纯是因为城市环境的要求、实用功能的需要或是当前建筑工业化发展的急需。这种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已经使这座大厦失去了本该具有的建筑价值。再如CCTV大楼，为了造型需要，挑战力学原理和消防安全底线，还带来了超高的工程造价。一座55万平方米的办公、演播大楼原定造价为50亿元，竣工后造价大幅度超出，高达100亿人民币。”

    《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

    年届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建筑设计界的反思。“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衡”、“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这些行业弊病在他领衔编纂的《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一书被深入剖析。

    这是老院士的烦恼，也是行业的通病。在城镇化率超过50%的背景下，中国的建筑应该走向何处？正在反思的不只是专家学者。从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十不准原则”到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的“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这些都在表明，国家正在试图通过外部的干预祛除弊病。不管怎样，建筑设计界已经到了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

    该刹车了

    “求大、求高、求怪的风潮过滥，已经到了需要刹车的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出来讲话，说明上层都看不下去了。”

    半年多来，山东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明（化名）一直在等待着业内出台有关“奇奇怪怪建筑”的界定。不久前，他成功说服一个开发商舍弃了原来的设计创意，理由就是，建成后或许会被视为“奇奇怪怪的建筑”。

    这一概念来源于去年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相关报道一出，引发了建筑设计界持续至今的关注和反思。

    去年11月，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仕超对外透露，国家住建部拟为“奇怪建筑”设判定准则，如果设计方案被判定为“奇怪建筑”，则不予批准建造。

    李明说，一个多月前，他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住建部的一个专家，也曾试探地问起是否已经开始制定相关标准。“他告诉我住建部的专家正和北京的几大设计院开会，研讨这个事儿。”

    面对外界的关注，住建部并未明确表态。尽管没有官方标准，但在民间话语系统里，诸如“十大奇奇怪怪建筑排行榜”、“中国土豪金建筑排行榜”、“中国建筑灰砖奖”等评选始终保持着相当高的热度。

    以“中国建筑灰砖奖”为例，它于2012年由南方都市报创立，每年2月通过该报官方微博发起“怪异建筑随手拍”搜集评选对象活动，通过专家评比和读者投票选出结果。“评选旨在通过讽刺的方式，展示建筑行业备受舆论争议的作品，对‘以怪比怪’、‘以奇为美’的建筑思潮进行反思。”该活动的介绍语中写道。

    在这些评选中，经常跻身榜单的有：外形为“福禄寿”三星彩塑的河北省三河市天子大酒店、像枚巨大铜钱的沈阳方圆大厦、外形是土红色茶壶的贵州湄潭县茶文化陈列馆、五粮液酒瓶造型的大楼、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大裤衩”等等。

    对于民间评选的这些榜单，李明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评价说，“有些确实很恶俗，但有些是‘躺着中枪’了。”在他看来，诸如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属于被“解构”了。“虽然对老百姓来讲，这个项目做得太奇怪了，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高的水平，不应该完全否定它。”

    李明认为，这多少与时下解构艺术、解构权威的风潮有关。“以前学校里做个雕塑，书形基座上安个地球仪，寓意知识改变世界，挺好的一个创意，现在不也被叫做‘读书顶个球’？大家就是图个乐子。”

    不可否认，诸如“福寿禄”、“大茶壶”、“大铜钱”这些把一个实物无限放大后的建筑，其实本身在美学上就不妥。“它只满足了极个别人的爱好和兴趣，没有考虑公众，毫无创意，本不应该出现。”

    这正是近年来过于追求建筑外形的风潮带来的弊病。“求大、求高、求怪的风潮过滥，已经到了需要刹车的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出来讲话，说明上层都看不下去了。”李明说。

    异形突起

    “现在拿到一本建筑效果图的书，几乎80%的项目都是异形的设计，尽管它的造价比普通建筑要高得多。”

    对于“奇奇怪怪的建筑”产生的原因，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认为，这与建筑设计界以及城市建设者急功近利有关。

    “近十年来，建设量增大，大家都追求短期利益，不愿意花时间研究深层的、基础性的问题，只想最快转化为效益和人民币。”朱光亚向记者举例说，按照以前的标准，专家组评审重大建筑项目设计方案至少也得几天的时间，如今的评审“一般半天、一天就结束了。”

    这样一来，专家评审方案往往就是通过效果图看其造型，而不去看设计本身。“大家都希望图片能让人眼前一亮。”

    而在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孟建民看来，这更与市场需求有关。

    “由于我国城市和经济发展比较快速，开发商或者城市开发者做建筑时都注重追求表象，因为建筑的形式语言来得最快，表象的东西最直接也最容易展示实力。”孟建民告诉记者。

    李明也认可这种观点。“按理说，建筑的功能最重要，外皮次之。但是功能怎么样，只有使用者知道，表皮却会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导致业主最关心立面。很多建筑师也就会在表皮上花的工夫多一些。”

    建筑外观受到重视的一个表现是，近年来异形建筑在国内受到狂热追捧。李明回忆，国家大剧院出现之前，国内建筑设计师都在做“方盒子”。它的出现，改变了国内建筑设计行业沉闷的气氛和思路，也引领了一种潮流。“现在拿到一本建筑效果图的书，几乎80%的项目都是异形的设计，尽管它的造价比普通建筑要高得多。”

    “现在各地但凡做个会议中心，就是异形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多。”李明认为，这明显有些过了。“有些项目代表着先进的理念、更好的结构形式、更大的跨度，如果造价不过高，这是可以的。如果造价太高，就造成了非常大的浪费，应该回归建筑的本质。”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超高建筑也保持着钟爱。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荷兰建筑设计师约翰·范德沃特曾将这种“怪现象”写进了他的工作手记。有一次，他向河北某市规划局局长汇报设计方案，对方得知其将大厦的高度定在100米高后的态度是，“我们有太多100米高的建筑了。为什么这座大厦不能再高一些呢？地理位置非常好，这个项目不能变得非常非常特别吗？”

    这只是地方政府追求高度的一个细节。近日，美国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CTBUH）发布了一年一度的《2014高楼数据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球共有97栋高200米或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竣工，其中58栋落成在中国，占全球总数的60%。中国也连续7年成为竣工高楼数量最多的国家。

    “整体的建筑水平上，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在某些项上，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李明这样告诉记者。

    权力审美

    “我最不喜欢领导出国了。出国之前，领导看了方案说‘不错，这个项目好。’回国回来再给他们看，领导不表态了，也不跟你说为什么不行。那就没招了，只好去打听领导去了哪个国家，看了哪些建筑。有时候还得派人实地去看看。”

    更大、更高、更怪，在追求建筑物外表的道路上，城市管理者越走越远。“他们总喜欢建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喜欢标榜多少年不落后。建筑师要生存，必须要适应市场需求。”李明说。

    在孟建民看来，这种市场需求根本上还是由“权力审美”决定的。他将建筑审美分为权力审美、世俗审美、专业审美三个层次。就现状来看，权力审美是主导整个建筑审美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都说尊重科学，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在一些地方，专业往往成了点缀，发挥不了实际效用。

    在程泰宁院士新近领衔编纂的《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一书中，也是将违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精神的“权力决策”看做是造成建筑业种种乱象的根源。

    这种权力决策有时来自城市管理者。“很多领导都是建筑爱好者。有的领导见识还是比较多的，眼光不错。赶上不合适的，就倒霉了。”李明坦言，很多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方案都要让当地领导“看一看”，设计师也需要揣摩领导的心思。

    李明经常向领导汇报方案。“领导讲话是很讲究艺术的，他提的意见很少。你得看看他批过什么、最近喜欢什么。我最不喜欢领导出国了。出国之前，领导看了方案说‘不错，这个项目好。’回国回来再给他们看，领导不表态了，也不跟你说为什么不行。那就没招了，只好去打听领导去了哪个国家，看了哪些建筑。有时候还得派人实地去看看。”

    “领导提一些靠谱的建议，就给他弄。有些不靠谱的，肯定就跟他谈，不然做出来让人笑话。”作为东部沿海一家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总工程师，黄浩（化名）的设计方案常常代表着专业、权威，不愿受太多干扰。但他也承认，有时难免会屈服于“权力意志”。

    “有的领导脑子里想好了这个东西，就不太好去说服他。那就别想太多了。就照这个想法去做。尽管这与地域文化、城市风格不符合。”黄浩告诉记者，他在设计一座大厦时，当地的领导希望设计一个椭圆形的建筑，使其成为该地的地标。

    “国内外有很多锥形、椭圆形的建筑，确实也很美，但人家那个是写字楼，我们要设计的是酒店，最好要做到标准化，客房是一样，装修家具都是一样的。如果设计成‘发动机’，半径越来越小，不同楼层的房间大小不一样，最终可能招不来酒店。但领导才不听你的，那是开发商的事儿，我就要这个。一些城市管理者，就像给他家里盖房子一样，他心里觉得好就行，才不管市民们看着好不好。”

    他在微博上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心态——“有的客户，你得把你引以为傲的很多专业能力都忘掉才能应付得了。”

    有时，这种权力决策来自于开发商。“一个开发商曾随手给我们画了一个金元宝的草图，让我们照着给他设计一个大楼。”现在回想起来，上海某建筑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李先生都对这段遭遇哭笑不得。他们最终拒绝了这个要求。

    根据媒体报道，“福禄寿”造型酒店的设计创意正是来自开发商。领导和开发商对建筑设计的主导，让约翰·范德沃特感到新奇而陌生。他曾在手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经历：在一次向某地方政府陈述设计方案之前，一位中国同事首先强调了三点内容：“首先，必须始终考虑到政府领导人的回应。第二，任何时候都要让他满意。第三，如果你发现他对你说的不感兴趣，那就及时改变话题。”

    “中外建筑师最大的区别就是对项目的把控权”。李明对于这些已经见惯不怪了。“面对甲方的不合理要求，外国建筑师说不的时候特别多。他觉得建筑是他控制的，要体现他的思想。就像你画一张画，有人非得拿着你的手添点颜色，肯定不干。但国内建筑师的声音往往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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