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帖街

    市民有如此反应，是因为2005年香港政府收购喜帖街重建，不想搬走的住户和商户曾一起反抗。最终，大批喜帖老店结业。这次改名事件引发港人对重建的再一次讨论。

    “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黄伟文《喜帖街》)2009年，香港词人黄伟文用心良苦创作的歌曲《喜帖街》获得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大奖。这首歌堪称近年香港流行音乐之典范，将“情感”与“社会”结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假如不了解“喜帖街”是什么的读者、听众，恐怕难以理解其深意。

    黄伟文在颁奖典礼上台致辞时，特别强调这首歌是献给香港的。因为喜帖街，联系香港一段关于拆迁的历史以及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是不可磨灭的香港往事。

    承载“城市记忆”的喜帖街

    喜帖街，如今只是个传奇。翻看香港老照片，会惊诧于红色与黄色下，这条街道透出的喜庆气息。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朋友告诉我，他的爷爷、奶奶结婚的时候，是在喜帖街购置的婚礼用品；他的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也是在喜帖街购置的婚礼用品；直到他的哥哥、嫂子结婚的时候，仍是在喜帖街购置的婚礼用品……

    说起喜帖街的诞生，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1950年代，港英政府决定在位于湾仔的利东街发展印刷业，集中经营信封、信纸、名片等。在密集的印刷商铺的竞争中，各商户各出奇招。而渐渐地，一些印制喜帖、红包、挥春的商家胜出。于是，利东街在1970年代就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喜帖街”，这在全港是绝无仅有的。

    香港这座城市有个特点，就是很多地方是在政府规划之余，某种程度上又是自发形成的商圈。除喜帖街外，位于旺角的“雀仔街”和“波鞋街”，也是其中代表。

    雀仔街原名康乐街，发展成为“鸟市”是1960年代的事情。当时很多香港人和老北京人一样喜欢提笼架鸟，而由于商家经营有道、回头客源源不断等原因，这里就成了养鸟爱好者的“不二之地”。分散在其他地区的鸟商，也逐渐向雀仔街靠拢过来(直到近年因禽流感而萧条)。

    波鞋街的故事与之大致雷同。1980年代，这条原名花园街的街道，因为集中汇聚了数十家贩卖体育用品的商店而驰名海内外，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不用说，就连不少外国球星，都会专程到波鞋街来“朝拜”。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街道承载的城市记忆是如此“之重”。所以，当“重建”的号令下达时，自然会遭到反对。

    而喜帖街的重建计划(项目代号H15)，发生在2005年，当年11月6日零时起，利东街复归香港政府所有。随后，香港在2006年和2007年，以“80后”为主力的一些人力主保留满载香港人集体回忆的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2007年年底，香港政府出台“湾仔旧区活化保育计划”，对喜帖街的改造争论也拉开了帷幕。

    一个雅各布斯式的理想社区

    写过《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曾经说过，在好的小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雅各布斯很反对政府对城市进行鸟瞰式的功能化分区改造，推崇混杂型的小区。在老湾仔，在老喜帖街，好像一切都恰如雅各布斯所说的那般完美。

    香港很小，但真正的香港人仿佛总是还嫌不够小。比如作家马家辉，在介绍自己时，总说自己乃是“湾仔人”。另一名文坛前辈小思，大抵也是“湾仔人”吧？前几年她曾写过一篇名叫《我的湾仔太小了》的小文章说：“仔细回忆，心目中，湾仔范围，向东不过怡和街，向西不过大佛口，向北贴近告士打道海滨，向南稍越皇后大道东到坚尼地道。”而我，几乎也以为自己只是个“荃湾人”。

    为什么香港人可以安于在一个小小的小区生活？因为这些早期发展起来的老社区以及卫星城，都是混杂型的小区。它们虽然有主要的经济支柱，但是每个小区，无不是学校、医院、车站、球场、商店、食肆、庙宇，等等，样样齐备。一个孩子，完全可以在读大学前不踏出湾仔、荃湾半步，而尽享与全港其他地区齐等水平的生活。

    喜帖街也是一样。其建筑除了面向庄士敦道和皇后大道东的部分为高楼外，其他都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修建的唐楼(唐楼是中国华南地区、香港及澳门一带于19世纪中后期至1960年代的建筑风格，混合了中式及西式建筑风格，多为3层至4层高，前面设有柱或无柱的骑楼，多数唐楼没有电梯)，它们整齐划一，而且露台相通，别具特色。

    由于印刷业的特点，这些唐楼发展成为将地下作为印刷店，用于陈列商品，楼上则是印刷厂。这种“厂店合一”的格局，也形成喜帖街别样的特色。另外，喜帖街一街之隔就是布满食肆的厦门街，距离湾仔地铁站也仅3分钟步程。这里早已是香港人采购印刷品的首选之地，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购买港式纪念品的热门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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