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城镇化：不是目标 而是结果 |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期：[2013-6-24] |
|
-----------------------------------------------------------------
|
3.城镇化要先解决历史欠账
记者：与您开始提到的对城镇化的误解相关的是，我们看到在对城镇化的讨论中，似乎被看作了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的“盛宴”。
尹稚：地产商、地方政府热衷谈城镇化，原因很简单：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房地产打压、土地和货币控制政策，地方政府的财政基本快崩溃了，土地经济日渐艰难，有新型城镇化这个由头，又可以来一次疯狂的圈地和造城运动了。
银行分两类：政策性银行需要响应国家政策，目前在做准备，并没有往里投钱，在中国下一步政策没明确出台之前，它没有什么可以投的。还有一类是商业银行，有些火中取栗的味道——想借机捞一把，来支撑新一轮的土地大开发。这实际上是对城镇化的误解。
记者：虽然被认为是误解，但这也是城镇化发展有关利益主体的正常的利益诉求，只是说，城镇化的发展不应该仅仅看到这些投资和发展机会，还应该看到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等责任。
尹稚：中国在城市化问题上有很多观念上的误区。第一，比较重视地表以上高楼大厦建设的现代化，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甚至走入了一个不惜代价，追求建筑炫耀、艺术炫耀之路，盖了一批艺术怪胎，就是花了无数的钱，以极差的性价比来博眼球。
第二，极度不重视城市支撑系统的现代化。支撑系统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有没有安全的饮水供给、有没有好的雨洪防护措施、有没有达标的污染物处理能力，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现代化，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值得投钱，地方政府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刚打开国门时看到的都是些极端的案例，就形成了高楼大厦林立才是现代化的标志。虽然从数据上看，中国有很高的城市化率，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城市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基本处于乡镇水平，所谓“跑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乡镇”。
这些城市支撑能力的缺乏，就意味着土地利用效率上不去。基础设施和每块地的经济产出能力、和每块地的人口容纳能力是一个正相关曲线，不同地区的斜率可能不一样，但曲线是存在的。没有办法以更集约的程度开发土地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城市摊子铺的很大，但利用率并不高。
由于基础设施脆弱，也导致了在突发的自然灾害和环境事件面前，经常造成财产、人员损失惨重。对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建设部做过调查，数据至今没有公开，因为实在太大，天文数字。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比较穷，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基本保障：上的学校可能很烂，但起码有学念；商店可能没有现在这么豪华，但每个小区肯定有商店——它是按照千人指标、万人指标，一系列的供给制指标来布局的。改革开放后，最要命的是把一些原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变成了市场化的商品，政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退出了公共物品的提供。这就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医疗还是教育、商业服务业方面，政府基本缺位，转嫁给开发商和相关的利益主体，而开发商基本是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不能躲、不能逃的，就“掐尖”，要最优质资源，把其他资源规避掉、吃掉。这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公共资源占用，也对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布局和分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中国城镇化埋下了长期的隐患和巨大的欠债。这些问题都还没解决，要推动新一轮城镇化、让两三亿农民进城，岂不是开玩笑？
记者：您一直在谈现在很多人对城镇化有误解，那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的城镇化应该怎么做？
尹稚：如果政府准备以巨额投入的模式来推进城镇化，那也绝不是综合性大开发的概念。第一，重视中长线投资，投在教育上；第二，需要最急迫的改良性投资——基础设施；第三，投在弥补城与乡不同级别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上。这是三个政府需要大量投资的地方，如果投不进去，或者形不成合力，就别指望内需能有大的增长、收入水平能有大的提高。
城镇化不是“抓壮丁”——现在很多人把城镇化变成了“抓壮丁”，政府列个指标，说要在多久之内提高到多少，每年要有多少人进城，这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城镇化不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结果，政府把该做的准备做了，自然会享受到这个结果和成就；如果前提条件都没做，就奔着数字目标去了，那可能就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4.发展小城镇吸纳就业不现实
记者：在中国城镇化路径选择上，一直存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的争论，就目前来看，发展小城镇的观点似乎占据了主流，而大城市随着所谓“大城市病”的讨论，一时间有点被污名化了。您认为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
尹稚：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一直讨厌大城市，甚至在意识形态里不认同大城市？这与当年把各种问题意识形态化有关系，认为大城市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是各种城市病的发源地，而且那时候天真地认为，只要不进大城市，就不会有“城市病”。我不认为“城市病”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这是政府的公共投入能力与私人欲望膨胀之间的博弈，这场博弈永远没有尽头——人对自由度的追求永远是没有底的。西方国家这些年已经转向欲望管理，在交通方面尤其典型。而且，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念头，1956年时就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城市实现了对人口的控制。这就是行政指令敌不过客观规律。
那种希望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花很大精力扩充小城镇，意图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来吸纳大学生就业，基本是天方夜谭。在这些地方，年轻人根本不会领略到现代的经济、现代的生活、现代的城市文明，而是被打回原形。比如，让年轻人到农村去，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业谋生能力就到村里，基本上只能被村庄同化，而不是把现代文明带进去。为什么前几年因为成本问题很多人逃离北上广，但回家过了几年又逃回来？因为聚居点越小，机会越少，聚居的圈子也就会乡党化，变成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对于外来者、新进入者，无论是心理门槛还是进入成本都会非常高；只有是陌生人社会，才会创造新的东西，有各种机遇产生……城市意味着一种机会。
从全球城镇化的规律来看，什么人会到小城镇去？城市里的成功人士。他们功成身退之后，会去小城镇，他把城市文明的一些东西带到小城镇去，他通过城市和乡村的人群流动来传播城市文明。大学生就应该去大的城市，在这里有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充分的历练机会。相反，应该让成功人士和有能力的人回到小城镇，因为只有这批人才讨厌大城市。这批人有回乡的冲动，有回到小城镇干点事情的冲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现在能所看到的美丽乡村，都不是面朝黄土的农民留下的，而是成功的商人、官员告老还乡后的贡献。他们回乡后，修祠堂、修宅子，梳理乡里关系、办义学、捐钱修路，逐渐把城市文明带回去了。这个传统很经典地维护了中国的城乡之间知识、理念和文明双向传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而中国社会现在是既不允许城里人还乡，又不欢迎农村人进城。这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乡村社会的衰败；第二、所谓的城市高端化的人口固化引发的严重的老龄化--当大城市都变成熟人社会的时候，只有权贵群体才能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基本上掐死了年轻人自我奋斗谋取上升的渠道。
中国下一轮的城镇化，应该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遇，放低门槛，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城市历练，同时打开成功人士各种投资渠道和反哺乡村的渠道，让这些人能够重回农村。
记者：现在在讨论城市化和城市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很少有意识形态话语了，比如北京现在讲控制人口规模，很重要的依据是资源承载力，这与之前偏意识形态化地表述有很大不同，原因是什么？资源承载力的解释有效么？
尹稚：在中共十三大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想明白了，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社会主义会经历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那时候就开始放弃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这才有了浦东的起飞。
北京控制人口规模，表面上是资源承载力问题，本质上是利益格局问题、是既得利益的分配问题。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是一个死数，而是与基础设施水平以及采用的技术模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跟养活的人是正相关关系。
5.城市群是由市场催生的
记者：最近国家发改委官员在谈城镇化时强调了城市群建设，但普遍感觉是，我国很多所谓的城市群，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合作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所谓“城市群”只是“一群城市”而已，如何解决城市不成群的问题？
尹稚：大约一百多年前，规划界有个说法：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很多城市自身的问题，是通过区域协作来解决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化强度很大、城乡之间犬牙交错密不可分的地区。这些地区交通问题的解决、大环境大市政问题的解决，是需要超越城市以外的思考，需要某种区域组织来统一协调解决。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都证明，城市群的形态是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由市场交织共同催生的，而不是人为捆绑。城市群的出现和城市化一样，是经济发展自然的演变过程。
中国早期沿海地区出现的六到八个城市群是实实在在的，后来逐步向中部地区推进，有些有点雏形，有些就是人为编出来的城市群，有些是一厢情愿的东西。但是随着中国大规模人口的城市化进程，预估中国在十几年、二十年之后会出现十几、二十几个城市群，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最终会走到这一步。但人为干预，能干预到什么程度，是需要画个很大问号的。
记者：这次的城镇化还有一个意图：通过城镇化来调整人口布局，这能实现吗？
尹稚：就国土人口布局而言，对中国的人口聚集地区和人口的迁出地区做一个适当的规划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是应该的。因为从中国天然的地形地貌来看，西部地区是保证中国国土安全最核心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当年没有计划管制的时候，生活极度贫困的地区是靠天吃饭，养不起的人会被自然淘汰。现在基础设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后，人口在急剧膨胀，而其自身条件又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如果一定要承载这么多人，那就要在这个地区安排大量的非农就业、大量安排工业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而这种安排一定会和环境诉求形成强烈冲突。如果把西部人口就地城镇化，把新疆、西藏等西南山区做成大都市，那么中国的生态也就基本死了。
记者：通过在西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背后的逻辑之一可能是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所以，要在西北地区布局一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尹稚：现在的战争能力，跨洲际的战略打击能力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还指望靠屯人戍边？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从我们的国土大格局来讲，城镇化要逐渐把不适合城镇化的地区的人口强度降到与环境容量相匹配的程度。这样，留下来的人哪怕没有现代培训，靠传统农业一样可以过一个相对安稳、相对小康的日子。如果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大规模在这个地区原地固化人口，就变成了城乡完全分割下的死循环模式。
记者：从目前的改革表述来看，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成为了重要的改革诉求，但纵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认为对打破城乡分割最有效果的户籍制度及其直接相关的福利a配给制度改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进。在我看来，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对人口流动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尹稚：两方面原因：第一，维稳。历朝历代，封建皇室相对强势一点的或者感觉政权受到了大的危机的都干过——保甲制，把人口固化。其基本思路是，减少人口流动就减少了出现政治矛盾的可能性。第二，西方的城市化起飞是以外向的剥夺和掠夺为主的——因为城市财富一定是靠农村和其他地区输血的，中国1949年以后，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封闭，最后选择的是通过农副产品差价和两种土地制度的差价的方式，农村地区补贴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所谓“剪刀差”。
推荐推荐：
海南：绿化宝岛行动总规出炉 总投32.23亿
三峡工程设计终审意见核定人张光斗逝世
专家：三四线城市造城切忌"大跃进"
深圳：科苑公园初步规划方案出台 分页:[1] [2] [3]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