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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不是目标 而是结果 |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期：[2013-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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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全球城镇化的规律来看，什么人会到小城镇去？
“城市里的成功人士。”尹稚解释道，这批人有回乡的冲动，有回到小城镇干点事情的冲动，他们功成身退之后，会去小城镇，从而把城市文明带到小城镇去。现在能所看到的美丽乡村，都不是面朝黄土的农民留下的，而是成功的商人、官员告老还乡后的贡献。这一传统也经典地维护了中国的城乡之间知识、理念和文明双向传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相反，“大学生就应该去大的城市”。尹稚说，因为在城市里才有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充分的历练机会。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大问题在于，既不允许城里人还乡，又不欢迎农村人进城。在尹稚看来，这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乡村社会的衰败；第二，所谓的城市高端化的人口固化引发的严重的老龄化——当大城市都变成熟人社会的时候，只有权贵群体才能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基本上掐死了年轻人自我奋斗谋取上升的渠道。
在主张发展大城市的同时，尹稚同样重视城市群的问题。“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很多城市自身的问题，是通过区域协作来解决的。”但不同于舆论对城市群发展缓慢恨铁不成钢式的不满，尹稚更强调城市群的自发性。
“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都证明，城市群的形态是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由市场交织共同催生的，而不是人为捆绑。”尹稚说，“城市群的出现和城市化一样，是经济发展自然的演变过程。”
1.城镇化的核心点是人的职业转变
记者：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城镇化一时间成了中国最热门的政经话题之一，但在舆论场里也呈现出各说各话的现象，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莫衷一是，您怎么看？
尹稚：有些观点是存在误区的。中国经济，过去是一个高度出口依赖型经济，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延展，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度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通过一些简单的数据就给中央出主意，应该扩大内需，而且从中国目前的统计来看，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农村居民的3倍、5倍……其实，这种说法是极度片面的。不是说人进到城市来，就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了，他也有可能变成城市贫民，到时政府还得花很大的代价去解决问题。
关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需要为一个人支付多大的代价、成本，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建设部很多专家都做过研究，比如在一个小城镇安置一个劳动力大概会花费多少钱，公共保障投入会花多少钱，大城市会花多少钱，小城市会花多少钱。很多报告也谈过这个问题。不是说给农民一个城市户口、把他赶上楼他就变成市民了，农民在农村，只要有几分地，基本糊口问题不大；到城市，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剧烈增加，怎么能说从他身上形成更大的消费能力呢？弄不好，就完全是榨取、是内向剥削。
记者：这一次中国政府提出城镇化战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就是，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后来还有被总结为“新四化”的提法。应该说中国提出现代化已经很早了，为什么到今天才开始强调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尹稚：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走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个城市现象，而且当时从意识形态层面也比较倾向于认为，中国要走消灭城乡差别的道路，恨不得一步奔向共产主义，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发展大城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但城市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没有一定的产业、人口聚集度，就不会有现代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形成。因为消费人群大了，消费意愿才会多元化，这会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化、繁荣，带来更好的经济运营效率和更好的公共服务水平。
记者：应该说对于中国是否应该推进城镇化已没有争议，但对于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还是政府能主动推动的事情，一直存在争议。
尹稚：中国需要城镇化，已经没有争论了，但城镇化是一个客观规律、渐进过程，还是人为操纵可以达到的目标？甚至城镇化是否可以作为政府救活经济的某种工具？这是争议的核心点。对于长期做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的人而言，城镇化是一个渐进过程，是有大量前提的一个渐进过程，其最基本的核心点是人的职业的转变。
职业转变，首先是人从传统的农业中解脱出来，从事非农产业——如果职业不转变，就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城镇化。中国现在的统计是城镇化率超过50%，实际上这里边有两亿多人根本不是市民。他们一种属于被迫进城——家被拆，无家可以回，被轰到城市去享受城市低保；另一类是上楼农民——土地已经被征，找个楼集中住，做的好一点的，还给套门面房，做个小买卖，多少还有长期的生活收入；做的更好一点的，在迁移过程中做一些集中商业区和集体企业，农民在里边持股，把农民变成房东、股东——这也是台湾“土改”走的路子；做的恶劣的，就给两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出租，实际上这些小地方，房子租不了多少钱；更多的情况是，农民既成不了房东，也成不了股东，直接被洗劫一空。
2.城镇化发展需要教育支撑
记者：职业身份的转变是需要条件的，背后更是牵涉到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与教育密切相关。
尹稚：很多发达国家为城镇化高潮到来做准备的时候，有很长一段发展时期教育投入量非常大，达到GDP的8%、10%，中国去年才勉强达到4%的“及格线”。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工业转型、推进城市化进程，劳动力素质就会出现巨大的反差。
为什么一方面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人口，一方面就业不充分——因为人地矛盾、人多地少，他一定要走向非农产业；另一方面，面对工业化转型，第一代农民工靠体力和简单的机械化劳动换取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农二代并没有受过比他父母更好的教育。这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农村大量把人推出去——推出去才能实现人地资源的基本合理，否则只能是“就地贫困”，但推出去的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职业培训，根本不足以使他在大城市新的产业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如果处理不好，这批人就会迅速贫民化，变成城市贫民。
中国这次的城市化高潮和工业转型高潮叠加，其实并不利。因为与这一轮城市化发展高潮相伴随的工业化进程，是以简单的加工业为主，很简单的技能培训就可以适应城市生活和城市就业。而中国即将到来的加速发展时期，或者说更大的城市化高潮，与之相伴的是一个被迫的工业化转型。因为中国周边还有很多更贫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简单制造业方面中国根本竞争不过他们。所以，中国的这次工业化转型，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的被迫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培训、国民素质、教育体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而这个准备周期很长。
现在谈城镇化最热的、跳得高的，都是琢磨着怎么从里边挣钱，实际上中国要支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首先需要政府从前几十年的积累里掏钱出来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城市化，一方面要有“推手”——中国的人地矛盾是最大的推手；另一方面，城市要对它有拉力，中国是推手有余，拉力不足。
记者：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城镇化过程中，不仅是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还伴随着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跨地区的人口迁徙，甚至会出现跨国的人口迁徙，这与教育也密切相关。
尹稚：是的，中国是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东西部差异很大，西部地区很难做到就地固化人口、就地城镇化。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教育为核心的投入会决定中远期中国实现人口转移、就业结构的转移和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人口迁徙的过程中，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要解决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不足。这些年爆发了很多城市原住民和外来移民争夺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的冲突。这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城市的活力来自于哪里？如果总结城市化历史的话会发现，城市的活力永远来自于新移民——城市原住民已经生活得很好，他凭什么还要打拼？城市需要新移民更年轻的劳动力、需要更高的财富积累能力——只有积累了财富，才有能力供养城市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老龄化的群体。没有新移民进来，养老金是撑不下去的，养老系统会崩溃。新的城市二元壁垒付出的代价，就是城市原住民会老无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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