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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澍获2012年普立兹克建筑奖 |
|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日期：[2012-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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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普立兹克奖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
哪怕你只看过一部分关于王澍得奖的讨论，你也会发现相对于建筑设计本身，“中国”、“经济”、“传统”等等是更频繁出现的词汇。王澍说：“中国真正对建筑的关注在2000年之后，国外其实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对建筑师都有那么强的关注。有个问题是，建筑师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特别大，超出了很多行业。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时代。”
建筑师方振宁的看法是：“世界的建筑精英们刚刚从纯建筑的梦想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远东这块世界建筑发展的震源地所发生的一切，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对这种疯狂的城市化的过程进行制约，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颁奖的形式，给世界一个提醒，中国既要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应该关注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很明确的一点是，得奖之后的中国建筑业，或者至少是王澍本人，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这一点上，安藤忠雄的视角与方振宁类似，“当然这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30年前几乎所有拿普利兹克奖的都是美国人，现在中国人能拿到，肯定是和整个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07
在我们讨论普立兹克奖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
哪怕你只看过一部分关于王澍得奖的讨论，你也会发现相对于建筑设计本身，“中国”、“经济”、“传统”等等是更频繁出现的词汇。王澍说：“中国真正对建筑的关注在2000年之后，国外其实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对建筑师都有那么强的关注。有个问题是，建筑师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特别大，超出了很多行业。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时代。”
建筑师方振宁的看法是：“世界的建筑精英们刚刚从纯建筑的梦想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远东这块世界建筑发展的震源地所发生的一切，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对这种疯狂的城市化的过程进行制约，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颁奖的形式，给世界一个提醒，中国既要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应该关注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很明确的一点是，得奖之后的中国建筑业，或者至少是王澍本人，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这一点上，安藤忠雄的视角与方振宁类似，“当然这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30年前几乎所有拿普利兹克奖的都是美国人，现在中国人能拿到，肯定是和整个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08
关于建筑，什么是被我们忽略的东西？
王澍喜欢讨论多样性。“我不是做那种所谓的极少主义的国外的潮流，我做生活的复杂性。我从来不认为生活是可以被简化的，现代主义试图对生活以简化为前提，大量的工业和商业，都以使生活被简化为前提来展开活动，这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带有摧毁性的影响。我尽管做的是一个小小的建筑，我经常说这就是大卫挑战歌利亚，是对整个现代问题的一个挑战。”
这样的建造方式未必是和商业相悖的。
“我喜欢用回收材料，其实回收是我在这段时间里针对中国发生的大拆大建的现象产生的废料的一个回应。但我更主要在讨论的是我喜欢自然的材料，因为自然的材料是有生命的，人工合成的材料我不太喜欢。但我不得不使用，因为这个时代的施工体系已经非常的人工化，比如混凝土就非常的人工化，我就会试图让混凝土去改变它表层的性质，比如我用竹子去浇混凝土，我甚至用现有的施工条件稍微有点粗糙来有意地保留这种手工的痕迹，尽管它不是很精美的。”
09
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希望他得奖这件事可以给中国业主一种好好做事的影响，但他的那套做事方式在商业地产里肯定是没办法起效的。”陈瀚旭说，他说的是王澍雕琢自己设计的时间，以及他对玻璃高楼本能的反感。但本质上，王澍并不讨厌高楼，“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少土地，我觉得密度还可以再高一点。”
当提到香港“屏风楼”(整排出现的大型住宅建筑，因为像屏风一样得此名)，王澍说：“实际上香港的模式并不差，因为那是在这个人口条件下很现实的一个做法。现在很多用的是所谓的新加坡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楼盘中间一个大花园，这是中国的人口和资源不可以负担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人集体脑子发昏，住在这样的模式，是把我们的未来给牺牲掉了。香港同样的土地范围，跟深圳基本是等规模，香港现在只用了不到20%的土地，80%以上的土地还保持在自然的状态。在深圳我们已经用到了百分之九十几，基本是无地可用的状态。如此之奢侈，对土地如此之浪费，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口。深圳已经没有未来了，接下去不知道要怎么办，除了把新造的高楼拆掉重造，已经没有办法。它已经把未来的可能性全部用光了。”
10
建筑是什么？
安藤忠雄说：“建筑是一个非常大的宏观的项目，它把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国民各方面综合起来，所以建筑和经济之间是非常微妙的关系……比如北京奥运会的鸟巢，这样一个全新的在地球上没有出现过的建筑，它带给中国国民一种新的力量。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建筑也是比较成功的。”
王澍觉得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建筑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艺术殿堂里的很高级的艺术品。我觉得建筑活动是人类一个基本的生存行为，而我的建筑是试图把这种生存行为和它所带来的那种真正存在的感觉体现出来。就是做有存在感的那种建筑。”
“建筑是很多层东西摞在一起，它不是简单一张二维的画，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人要在里面生活的，生活在特定的历史和时空之中。建筑师一个人来画这些东西，需要对所有这些问题给一个回应，不是简单设计一个房子你住进去就完了。它类似于作家写小说，哲学家写一篇短文，电影大师拍一部短片。”他反对所谓的标志性建筑，因为“这样一个标志性建筑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权力的宣誓，商业力量的宣誓”。
“从早到晚，我从一个景点跑到另一个景点，可最吸引我的，总是这些建筑。我能一连几个小时站在歌剧院前，一连几个小时盯着国会大厦看；对我而言，整个环形大道有如《一千零一夜》当中的魔法。”一名雄心勃勃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在1900年代的维也纳沮丧地发现，这个法律与文化的魔幻世界，并不容易进入。30年后，他重返环城大道，那时的他，已成为大道所代表的一切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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