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GDP为中心的导向模式下，过去若干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如一匹脱缰野马，由此导致一系列“后遗症”亟待解决。昨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就中国城镇化的“冒进”、“力疲”等阐述观点。

    城镇化冒进之险

    冯奎用冒头、冒进和冒险三个词来形容中国城镇化过去30年的发展。1978年时候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只有19%，而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3%，城镇人口7.3亿，在农村还有将近7亿的人口。

    中国城镇化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每年转移到各类城镇的人口2000多万。“我们能够这么快，和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是有关系的。”冯奎认为，尤其和低价征地，低成本补偿，以及比较低的环境、生态社会方面的准入门槛有关系。

    政府强力作为，通过征地建新区、开发区，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农民在没有得到足够补偿或公平公正补偿就失去了土地的情况下，被动卷入了城镇化大潮。虽然变成了城镇人口，但他们很多的保障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另外，全球范围内的工业转移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制造业，使得城镇吸纳了大量外来转移人口和就业人口。以近邻东莞为例，在过去10年中城区面积扩充了3000%。冯奎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当中蕴含着风险，土地资源不堪承受。

    此外，国家的货币投放宽松，信贷增长飞快。“如果这些投资进入了实体经济，助力新兴产业发展问题不大，但这些资金都沉淀到了长线基础设施特别是房地产业上。”冯奎认为，目前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占到我国GDP比重约30%，这个土地财政走向越来越窄的胡同。而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时候都与城镇化发展相关。

    “软”是解决之道

    冒进的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后遗症，越来越让城镇化发展后续乏力。冯奎认为，中小城市对在农村有地的人们吸引力越来越弱。他们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还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征地补偿，大病保险、养老保险，还可以生二胎等等很多有利条件。冯奎认为，目前城镇化的政策设计所带来的牵引力并不强，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里，而一些中小城市依然资源和人口贫乏。“未来国家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中心应该向下，应该向中小城市进行转移，国家的政策应该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调节，或者作为一种校正和重要的弥补。”冯奎说。

    城镇化的筋疲主要是城市发展的体制、机制没有成型，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没有突破。而城市发展中当政者的“近视”和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又通过现行体制机制得到强化。“使得我们的近视更加严重，变成一任政府、一届市长一定要他在任期间再创辉煌，这就改变了城市发展的延续性”。

    冯奎认为，解决城镇化的力疲、筋疲和神疲，关键是要改变过去的冒进，而应以“软”来应对。比方说在人与物这两个目标组合当中，更加重视人，真正以人为本，注重人的需求。另外，把软组织变多。城市中软组织各种各样，各种协会、志愿者组织、各种个人联谊机构等。而一些城市的软环境更不可忽视，冯奎认为，这包括城市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以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服务态度等，都构成了这个城市的软环境。“在城市的基础设施趋同的同时，软环境决定着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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