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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圆明园全面恢复绝无可能 建筑恢复10%尚可期待 |
|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郭琳 日期：[2014-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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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她开始介入古建筑修复领域，主持杭州六和塔维修、雷峰塔重建、登封少林寺扩建、北京恭王府修缮等工程。
20岁时的郭黛姮并没有想过会同古建筑打交道。
她生在1936年那座尚且叫“北平”的古都，住在四合院，读书的中学，当年还叫北京女一中，现在叫161中学——就在紫禁城边上。上体育课做操经常在紫禁城的午门前，因为“场地大”。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清华园，本就是康熙赏赐三皇子胤祉的园子，一度还曾被划入圆明园管辖，到了咸丰才称作清华园。
立交桥、摩天高楼，现代城市元素对于年轻的未来建筑师而言，显得更有吸引力。
当然她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成为梁思成的关门弟子，终生从事建筑史研究和古建保护工作。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清华建筑系的系主任梁思成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名字。
新生入学，见到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系主任的一封致新同学的信。
第一次见到梁思成，亦属偶然。1956年的五四青年节，一班年轻的学生去颐和园，在谐趣园，见到一位老先生正在画水彩，便上去看了。老先生看到年轻人胸前的校徽，便问是那个系的。建筑系？哦，那不画了，去我那儿聊聊天吧。
当时的梁思成正在因中国建筑界“复古主义”的批判而饱受压力，独自住在颐和园谐趣园西北角的曙新楼养病，林徽音已经去世。见到建筑系的年轻人，梁思成显然是欢喜的。让他们看看自己画的画，随口聊几句。
1960年那场毕业前的研讨会，“建筑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对于郭黛姮，是个节点。她的阐述让时任清华建筑史教研组教师的建筑史学家吴焕加认定，这个女孩子适合搞建筑史。
她的论点是：建筑由建筑师的思想决定，而非技术或材料。
对待建筑的态度，是建筑史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几个月后郭黛姮收到通知：留校，进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室，从事古代建筑和园林探究。
同被选中的还有张锦秋，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毕业的第二年，1961年，郭黛姮被选中成为梁思成的助手，协助注释《营造法式》的工作。同为助手的还有楼庆西和徐伯安。
那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作报告，知识分子应该很好地搞科研。报告传到清华，梁思成自三十年代后中断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重新开始。
《营造法式》是一部北宋官方向全国颁发的建筑规范性的典籍。1925年梁思成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父亲梁启超给他寄去一本陶本《营造法式》。梁思成事后回忆，说当时收到这本精美的书，失望和苦恼也随之而来：天书。但也就此激起了梁思成解读《营造法式》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兴趣。梁思成给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李诫，正是《营造法式》的作者，宋代朝廷主管建筑的高官“将作监”。梁从诫后来差两分没考上清华建筑系，当时任系主任的梁思成“不置一词”——这是题外话。
梁启超对孩子们要求的是：要研究专史，而非文人笔下的历史。
在成为助手后的几年中，郭黛姮得到梁思成的言传身教，获益终身。
她曾不止一次提及一段往事：一次随梁思成前往考察河北赵州桥，梁思成指着桥上的栏板雕刻，说，这个雕刻为什么好？你用手摸摸——每一个面都不是平面，都是弧形的，包括桥栏杆扶手的表面——这样的雕刻才能显得饱满。
饱满的除了赵州桥的雕刻，还有梁思成的耳提面命。
梁思成在三十年代就说过，“无论是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蔓不可信的变迁。”这正是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
而回顾郭黛姮曾经一度中断的学术生涯，1965年之前，是作为助手的岁月，在1965年因为运动而中断；直到1976年，她重新回到建筑史领域，彼时梁思成已经过世；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郭黛姮回到原来的教研室。开始上课、搞科研，也把梁思成没做完的事做完。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开始介入古建筑修复领域，主持杭州六和塔维修、雷峰塔重建、登封少林寺扩建、北京恭王府修缮等工程。
她所做的，都是在留下的和消失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细节中寻找历史——而对于细节精确程度的执拗，源头也许来自于当年梁启超的那句“要研究专史，而不是文人笔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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