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生态城镇建设始自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首次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随后，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了类似的目标。

    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统计，截至2012年7月，97.6％地级(含)以上城市和80％的县级城市提出以“生态城市”或“低碳城市”等生态型的发展模式为城市发展目标。从增量上来说，1986年~2003年间，低碳生态城市每年增加数目仅在10个以下；2003年后，每年增加的数目达到20个~40个。

    然而，如此快速的发展规模，并未让中国出现如丹麦哥本哈根、巴西库里蒂巴等城市一样著名的建设样本。

    在今年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上，组委会特别增设了这样一个主题:“双城计—中外绿色城市建设比较”。这是与国际最大的城市联盟I－CLEI共同主办的，是中国第一个城市研讨工作坊。

    有了对比，就能找到不同。找到不同，便可取长补短。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作为人们期盼的城市未来，我国的生态城市能否智取他山之石，将梦想变成现实？

    中外殊途能否同归？

    如果说，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还是夏天青涩的果实，那么，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收获了秋天的硕果累累。生态城市建设在不同国家有哪些不同？国外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为何要进行中外对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大规模建设给城市带来了一定的生态影响。如何破解发展困局，寻找解决思路，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如是说。

    在“双城计—中外绿色城市建设比较”论坛上，记者注意到，自1996年以来，瑞典在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45％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增加了18％。而其生态省耶夫勒省的目标是，到2020年，省内80％的能源是可再生能源，这一目标即将实现。

    而在丹麦，从1970年以来，在GDP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能耗基本持平，再加上发展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未升反降。其中一个只有114平方公里、居住人口4000余人的小岛，通过发展可再生绿色能源，实现了现代生产生活的“碳中和”。

    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叶青表示，中国城市在自我尝试、摸索的同时，需要从国外生态城市发展的经验中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

    叶青强调，“我们希望通过‘双城计’这种论坛，打破空间与时间障碍，从国家政策、发展目标、产业形态、技术措施等方面与外国城市进行比较，从其发展路径中寻找生态城市发展的要素，从而摸索出适合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策略。”

    ■对比的结论是什么？

    □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形态有差异

    “从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实例来看，国外具有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强调实施、实用主义、因地制宜、模式多样等特点，而国内的特点为目标导向、自上而下、规划引导、理想主义、因人而异、模式相近。”李迅说。“国外的建设模式多为政府倡导、市场推动、市民广泛参与，而国内的模式多为政府主导、市场响应、市民有限参与。”李迅补充说。

    论坛向人们展示了瑞典耶夫勒省及我国的贵阳市、天津滨海新区3个案例。这3个地区共同的特点是自然生态景观丰富、工业发达。但从纵向对比来看，这3个地区的行政级别不同，分别为省级、市级和片区，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工业总产值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耶夫勒省地广人稀，是瑞典新兴港口省份，主要工业有木材、造纸、机械制造、钢铁等。与中国同类工业城市相比，耶夫勒的制造业机械化程度更高，用流程化、智能化来代替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其人均GDP远远高于我国城市。

    贵阳市能源资源富集，以对内发展为主，拥有冶金、机械、化工、食品、建筑业五大支柱产业。目前，贵阳正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天津滨海新区作为经济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京津和环渤海两大城市带的交汇点，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通道。自然资源丰富，科技人才密集，产业基础雄厚，交通通讯便捷，具有集国际化港口、高度开放的功能区和大片可供开发土地于一体的综合优势。

    李迅表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外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作为发达国家，欧洲国家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建设，城市规划布局与发展策略已基本成型，现阶段主要是从细节着手，对原有的模式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修正；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建设浪潮才刚刚涌起。

    在产业形态上，中外城市也存在差异。欧洲国家的产业形态为知识科技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知识型企业，因此，相对更容易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建设的双赢；中国的产业形态仍为工业型，需要通过制造业来实现经济发展。

    “此外，在建设主体作用、建设方法、建设手段和工具、实施范围、地域尺度、理念、生活方式和人员整体素质等方面也存在不同。”李迅补充说。

    ■接下来该怎么做？

    □通过文明转型及政策、技术、文化有机融合实现目标

    目前，国内对于生态城市的普遍认识是，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当前人们对‘低碳生态城市’内涵的理解有待进步提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表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一种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生和文明进化的过程。”

    王如松强调，这个过程并非理想中的乌托邦，而是可以通过文明的转型以及政策、技术、文化的有机融合来实现。

    在贵阳，生态城市建设通过“一城三带多组团、山水林城相融合”，即以政府为主导，结合贵阳市的地形地貌的思路，最大程度地利用和保护了资源。

    叶青认为，这种空间布局结构结合了城市自己的地形地貌，体现了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加强各行业、各领域的参与度和认同度，培养城市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在产业结构方面，要积极转型，由低端向高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向创新型科技发展。

    扩展到其他城市，叶青表示，生态城市建设可以从指导理念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出发。

    首先，建立城市生态评估指标体系方法，引导生态文明城市发展。目前，人们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雏形期”，城市在运行过程中，偏向于享用其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对生态补偿和补偿过程规律还缺乏基本的认识。而建立动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引导城市向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方向发展。

    其次，运用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内在规律，进行生态诊断，指导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生态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要结合城市的具体特征现状，注重目标设计，面对复杂的城市生态系统问题，抓住重点，促进问题的解决。

    当前国外较为成功的生态城市，多数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主要战略。通过规划和设计，把工作、居住和其他服务设施结合起来，进行土地综合利用，使人们能够就近入学、工作和享用各种服务设施，缩短人们每天的出行距离，减少能源消耗，进而实现绿色建筑、公共交通、土地的混合利用，实现城市建设和生态建设一体化推进。“只有设定这些清晰明确、利于公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利于职能部门主动组织规划建设的目标，才能确保生态城市建设最终取得实质性成果。”叶青说。

推荐阅读：

新晋商推动城市规划 节能绿化成重要话题

德媒称中国西部中小城市迎来城市化热潮

武汉南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工

济南千佛山风景区改造区域水系 打造微型湿地

分页:[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