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500余年风雨沧桑的天安门广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它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更是共和国举行重大庆典、盛大集会和外事迎宾的神圣重地。

    继1954年天安门广场拓宽，并在广场中央修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后，1959年又分别在广场的西侧修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修建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古老的广场更加宏伟壮观，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国繁荣昌盛的象征。

    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作为政治内涵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常人难窥其详。

    天安门广场规划是中国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当年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整体规划设计工作的陶宗震先生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一一给予了澄清。

    --编者

    毛主席确定天安门广场部分尺寸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搏、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方案中有一个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

    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作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在北京市委刘仁、万里，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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