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特点的住宅区，庞大冗杂的郊区，死气沉沉的金融区。还有些不值一名的地方，滋生着最糟糕的城市焦虑，这就是席卷中国的现状——好在，改变近在眼前。

    尽管有天都城这样的蔓延式规划，但一些城市也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式，鼓励空间混合使用，发展街区生活，加强公共交通。

    说起兰乔圣菲（RanchoSantaFe），你或许会想到，在气候宜人的加州南部，坐落于高尔夫球场和网球俱乐部之间的豪华社区。但对我而言，最熟悉的兰乔圣菲却在上海郊区——它是加州时髦郊区的中国翻版，代表了最理想化的住宅区：红瓦屋顶，茂盛草坪环绕车道，一旁还有篮球架。每个车库中停着至少一辆车，赤陶花盆里鲜花盛开，配备了网球场和泳池的俱乐部随时为你纾解一天的工作压力。开发商为让人们更容易看出其中的关联，还特地将此也命名为“兰乔圣菲”。

    不久前，我乘坐一辆老旧的别克车，在茫茫车流中从兰乔圣菲一路蹭到上海市中心。这一过程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开发商不只是照搬了加州的地中海风格建筑。中国的规划者和决策者重复了发达国家城市设计的问题，建造兰乔圣菲这样的大社区，导致加州车流堵塞、城市蔓延的问题在中国城市上演；在中国，加州梦成了一场梦魇。

    中国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掀起了历史上最大的迁居城市热潮。在中国，高楼大厦正拔地而起，城市抓住了发展的绝佳机会。中国本可吸取洛杉矶的教训，不必把城市建得满是交通堵塞；也可以避免巴黎郊区那样的问题，美国人称其为“城市疮口”。

    但中国却仍要重蹈覆辙，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城市规划者和政府官员仍照着失败了的路子走，他们照搬早被欧美国家舍弃的观念，一次次尝试并失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中国城市规划主管宋彦说，中国城市规划部门“本质上犯了所有西方世界犯过的错”。

    她回想起10年前，一位美国规划代表与中国官员讨论是否要取消北京的自行车道、给机动车腾出空间的事。“那个美国人说：请不要那么做，我们曾经就犯过那样的错，别重蹈覆辙。但在那个时代，如果你也患有那种现代化情结，和所有人一样喜欢汽车——也就会不幸地和那些规划者一样，对美国人的意见置若罔闻。”（数年后北京开始后悔了，并从2010年开始试着重新造回自行车道。）

    此外，中国领导者还照搬了达拉斯市（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的汽车文化和亚特兰大市的无尽扩张。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和其他一些设计者倡导的“公园里的高塔”式住宅楼，正在上海和苏州再次兴起——就先不说其他地方的混搭风格了。为了缓解住在里面太过拥挤的感受，里面往往种上灌木，像兰乔圣菲这样占用大片土地的社区就涌现出来。这种小区的住户是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这其中也包含另一个典型问题，中国的城市规划者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企图建出一个休斯顿式的玻璃高楼组成的金融区，却不知这样的地方不能居住，人们一到晚上就会离开这里，离人们的住所也远。

    不仅是中国，这种观念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而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浪费日益严重。2011年，IBM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和深圳的通勤是最糟糕的，仅次于墨西哥市。如今在北京，汽车尾气产生的PM2.5污染占三分之一。世界银行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城市扩张已导致国家耕地“逼近1.2亿公顷的红线”——换个说法，就是“粮食安全的最低保障线”。

    这使得中国市民忧心忡忡。离兰乔圣菲不远，还有一处宏伟豪华的枫丹白露别墅区，这片地从前是用来种粮食的。“这片地被滥用了，本应该种稻谷的。”几年前，我一位邻居抱怨说。他住在一幢老旧但体面的屋子里，在一片长度不及床垫的地上种着各种蔬菜。

    中国城市的“既视感设计”（注：即到处都看到类似的城市设计）狂潮，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支持房产像珠宝一样可以抵押。地方官员把地产卖给开发商，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样的现象。那些开发商把城市扩张得越来越大，离市中心越来越远。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去年，土地销售占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55%；在2010年，这个数字在部分城市甚至高达80%。

    “在中国，土地归政府所有，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这笔钱就是地方政府在这块地上获得的最后收入。然后呢？政府再去卖另一块地。他们要着手建造一个更大的城市。”在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工作10余年的ChipPierson说，“因此他们想建设科技之城（technologycity）的构想，都只是空中楼阁。”

    政府官员在忙着卖土地，开发商们则忙着在土地上建起像兰乔圣菲和枫丹白露那样的单户房屋。六卧房屋卖得比普通的公寓更贵，建造商就能很快捞回本。

    不过，中国的决策者对这些规划问题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6年中国规定小区要有70%以上的房屋面积小于90平方米（注：即当时的国六条），这限制了奢侈用地，并鼓励建造使用率更高的高层建筑。别墅建设延缓了一两年，但Pierson认为项规定“之后鲜有提及”。他说，有时候开发商会和地方官员达成协议来绕开法令，官员会配置一些土地给别墅，这样建筑公司就能筹够造大楼的钱。另一种情况是公司直接骗政府，开发商知道每一户的室外区域是实际区域的一小部分，所以他们总是造出有阳台巨大的寓所，住户能很容易地砌起墙，也就多了一间房间。

    这揭示出既视感设计泛滥之所以产生的深层问题：中国官员和购房者都陷入了其他地方的有产阶级乐享的“成功陷阱”。举例来说，他们都觉得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首先必须看上去像个金融中心——也就是把芝加哥鲁普商业区或伦敦金丝雀码头金融区复制过来。商业圈想要有个现代光鲜的外表，看上去似乎就只有玻璃盒一样的高楼大厦才能装饰出来。购房者们又和美国人一样，有着住在白尖桩篱栅公寓里的梦想。

    “这是一种路易威登情结：因为别人都穿路易威登，我也得有一件。”《新城市中国》（NewUrbanChina）的作者LaurenceLiauw说。“我们（中国人）想和别人一样，想像棕泉市、菲诺港，或是任何一个最新潮的地方那样。”

    “这并没什么错，”Liauw说，“但这对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来说代价高昂。”

    三、四线城市——比如无锡、营口这样的小城市——还迟迟守着那些旧模式不放。但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规划部门为了有更具创意、更具可持续性的城市规划已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今年春季，中国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它的思路和过去的错误思路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方案鼓励建设更为经济实用的基础设施。中央政府引导的这项城市化进程，目标在于加强公共交通、增加“绿色建筑”数量、控制市区扩张以及重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拼命消耗土地。

    中国的设计师和规划者相信这将不只是一个口号，他们早在政策颁布前就看到了进步的讯号。Liauw观察到，广州和上海发展了更多公共交通；而深圳就像北京曾经做的那样，开始还原自行车道。《气候变化之际的城市主义》作者PeterCalthorpe，受聘去修订昆明呈贡的建设规划——一座拥有众多高楼和8条公路、2010年却有超过10万套住房没有住人的“鬼城”。Calthorpe着力把呈贡最初的设计调整得更合理，让它成为中国其他地方也能效仿的模版。他主张建设既能居住又能用于商业的多用区域，设计紧密的道路系统以鼓励步行和街道生活，发展密集的运输系统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坐到车。

    就连住户们的品味也开始变化。他们不再被开发商们的奢侈营销和印着“以华丽、经典的美国西海岸别墅为原型”的宣传手册所吸引，Liauw说，现在“健康、宜居才是开发商们宣传新地块时最最关注的方面”。

    只要保障这些新点子灵活施行，那些导致中国城市扩张、交通阻塞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Calthorpe说：“中国只要决意改变，就一定能做成。所以我觉得还挺乐观的。”

    举例来说，中国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就呼吁要扩张铁路系统。三年后，中国就多了10万千米的铁道、1万千米高铁线路和世界上最长的子弹列车。相比之下，加州2008年投资建设的洛杉矶-旧金山的高铁的成效就很有限。

    在中国规划部门开始考虑改变思路时，仍有些人在向美国西海岸看齐。不过他们不是被加州油耗巨大的高铁和迅速扩张的市区所吸引，而是关注再往北去一点的一座城市，一个因可持续发展而闻名的城市——波特兰。“波特兰确实是个很好的榜样。”宋彦说。 

    邹凌青编译自theguar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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