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正在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永清模式”，成为探索北京第三代卫星城建设的“永清样本”。这是从日前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第23届中国城市化论坛传出的声音。专家们认为永清模式很有意义，希望能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在建设第三代卫星城、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有机疏解首都城市功能、保障农民分享城镇化进程成果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尝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京冀合作的“永清模式”主要是指，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环境中，北京市与河北省共同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有效调动市场主体活力，将北京的产业与人口向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有机疏散与转移，坚持“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通过产业与公共服务提质和宜居环境营建、通过本地农民参与分享和城乡社会建设，使台湾新城成为多产业、综合性、可持续、生态化的新城，成为北京与河北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第三代卫星城。

    正如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所言：“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结合自身优势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积极主动地承接外来产业、建设北京第三代卫星城，这一点非常可贵。”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试水京津冀一体化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并且要求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与此同时，“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承认北京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城市病”。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北京的经济总量和城市规模急速扩张，产生了严重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完全背离了建设、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世界城市理想。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从人口规模、大气污染到垃圾处理等治理“城市病”的具体举措，足见北京市治理“城市病”的决心和信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原主任李凤玲教授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应该是未雨绸缪的应有之举，但现在有点逼上梁山的感觉，因为京津冀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

    在谈及京津冀的现状时，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坦言：“香港带活了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上海带活了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但北京却带来了200万人口的河北贫困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司司长赵晖博士直言：“京津冀一体化为小城镇发展带来了机遇。”他分析指出，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天津周边的小城镇包括县城，发育度很低，北京辐射周边3万人口的小城镇数量虽然少，但是发展潜力巨大。

    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正是看到了这一机遇，立足“北京新空间、廊坊新市区”的区域定位，主动在首都经济圈中找准位置，确定了实现“为北京减压、促新城发展”的“双赢”目标。早在2009年底开始谋划建设的永清服装城项目，就以承接北京南城服装企业和市场外迁为重点，目标是建设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制造和集散中心。据悉，2015年10月，30万平方米的市场就将建成投入使用。

    据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华彬介绍，永清台湾工业新城采取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开发模式，不靠政府投入，完全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2亿元，在10平方公里起步区实现了“七通一平”。在永清服装城建设过程中，台湾新城管委会充分发挥北京浙江商会等民间组织及浙江在京企业作用，调动商会负责人和在商户中有影响力、号召力的领军人物的力量，确保了服装城项目的顺利开工与招商。通过商会组织的宣传发动和市场运作，以浙江籍商户为主体，涵盖东北、河北、福建、湖北等地的600余家服装企业正式签约永清，决心打造北京“浙江村”的升级版“浙商新城”。

    金德钧说：“从永清承接并发展的产业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将缓解北京城市人口和交通的压力。”作为台湾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永清服装城正逐步发挥“减压分忧”的作用，有效缓解北京部分地区的人口和交通压力。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600多家服装加工企业落户永清服装城，其中大部分是从北京转移过来的浙江企业。今年5月16日北京市大红门8大主力市场正式签约落户永清国际服装城。据初步估算，670家签约服装企业，按平均每家200名工人计算，从业人员将超过13万人；服装批发市场拟建设档口5万个，按平均每个档口3名从业人员计算，从业人员将达到15万人；加上日常客流、从业人员家属及相关服务人群，整体人口规模将达到30万人左右。这将意味着，未来5年随着北京南城及主城区动物园附近的服装产业的外迁，上述区域的人口和交通压力将大大缓解。

    可以看到，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已经在京冀合作方面先行了一步，该案例正成为破解北京城市发展瓶颈的有益尝试。一方面，从北京看永清，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台湾新城正成为北京城市功能转移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从河北看北京，北京正以产业和人口的有机疏散辐射河北、带动河北，正在履行世界城市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正如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在点评永清案例时所言：“永清正在主动建设第三代卫星城，因为它主动去发展产业、建立城市，进而承接产业。”

    融合多种产业，探索北京第三代卫星城样板

    对“北京第三代卫星城”的提法，李凤玲表示：“北京第一代、第二代卫星城都是失败的，给城市发展带来被动。北京城市发展的失控，让北京的卫星城退到了北京周边的河北。”

    纵观建国以后的北京城市发展历程，曾先后出现过两种功能类型的卫星城。北京第一代卫星城主要以政府行政力量主导建设，重点突出单一生产制造功能，例如，早年的位于北京房山区新建的燕山石化工业城，新近的河北迁安、曹妃甸等。第二代卫星城则主要通过市场力量推动建设，重点突出居住功能，例如，北京的天通苑、望京，河北的燕郊、固安等地的城郊“卧城”。在建设实践中，由于“产城分割”，北京第一代和第二代卫星城不得不与主城之间形成密集的通勤交通，每天钟摆式的人流、车流，给城市带来了更大的交通负担和环境污染。

    如何才能避免第一代和第二代卫星城的建设弊端？据杨华彬介绍，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在承接首都服装产业外移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积极稳步推进城市建设，协助首都产业和人口的有机疏散转移，致力于成为北京大都市圈内多功能、综合性、可持续、生态化的新城，为环北京都市圈第三代卫星城的建设积累经验、探索新路。

    永清工业新城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服装产业，而是多产业融合的架构。据介绍，在整个园区产业中，国际金融城、国际服装城和国际工业城三种业态融合，达到了互利共赢的和谐局面。比如，在台湾新城的工业区里男性居多，服装区和服务区女性居多，让新城刚柔相济；工业区提高了地方的产业化程度与技术水平，服装、服务区又聚集起了人气。

    “永清有资源环境的优势，地热资源丰富，地下热水资源丰富，被评为中国温泉之乡。”国务院资深参事王秉忱建言：“水资源紧缺问题一直是制约河北省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永清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注重引进节水型产业，建设节约型社会，避免水环境的污染。”

    杨华彬表示：“未来这里还要带动电子商务、物流、金融、旅游及服务业全面发展，有望成为北京新一代的综合卫星城。”

    与会专家预言：未来3~5年，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将进一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加快建设新一代多功能综合性生态卫星城，努力成为京冀合作的典范、标杆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示范区，成为首都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的首要承接地，为国家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闯出一条新路子。

    首创土地银行，让农民分享城镇化成果

    在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因户籍和土地二元化等因素造成的“半城市化”现象，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和被选举等政治权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种以土地财政为驱动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尽管换来了一时的经济增长，也造成了社会的失衡：6000万失地农民、4700万留守妇女、数千万计的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打造怎样的中国经济开发区的新模式和新样板，才能解决这些难题呢？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在开发建设中，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分享发展成果，探索出“农村-园区-城市”、“农民-市民-公民”这样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1年，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在全国首创“土地银行”模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对规划区内集体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造，由“土地银行”对托管土地集约集中经营；托管土地的农民，不管政府是否征地，都可以按时拿到一笔租金，就像入股，确保他们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收益。目前，股权置换物业方案即将出台，土地托管制度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农民收益会得到更加持续、可靠的保障。

    永清台湾工业新城试行的土地托管制度，得到了当地5733名农民的拥护。目前“土地银行”累计托管土地1.274万亩，涉及1567户村民，未发生一起因托管而引发的上访案件。“土地银行”也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集聚，农民可以就近打工，实现本地就业。统计显示，2012年，本地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700元，较2010年人均增长2170元，增幅高达33%。托管制度不仅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还有效保障了农民的长远生计。

    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所在地双营村村民靳锡福不无高兴地说：“不像有的地方一次性卖出土地，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让我们农民更有保障，可以旱涝保收。”

    邱爱军对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探索土地银行的做法表示赞赏：“永清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而且没有一例上访事件，这表明‘土地银行’很好地处理了农民和未来发展的关系。”

    永清通过“招善引智”加强台湾工业新城社会建设。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在推进物质建设的同时，始终注重加强城乡社会建设，营造风清气正、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他们与深圳好人好事公益教育发展中心、中华三农慈善基金会合作，成立了“新城大学堂”、组建起“新城义工联”、开展了国学宣讲和好人好事系列活动；为辖区内村街建设了健身广场，配备健身器材；组建村街秧歌队并经常开展活动；每年重阳节和春节对老人组织慰问活动；创办了内容广、接地气的《新城》报、《新城》刊，宣传政策，传递信息，教育群众，服务百姓和企业。

    金德钧在案例总结时认为，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成为一个矛盾多发的问题人群，而永清“土地银行”这种让农民参与和分享城镇化成果的做法，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时代，将吸引众多有识之士的目光。他同时表示：“永清的模式很有意义。目前我们的城镇化主要是人口从农村流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今后，小城镇将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我们把小城镇建好了，人们上班就会离家近些，也就不会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对全国都将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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