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有47处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的48处，居世界第二位。回头望去，还有一大批申遗项目在排队，“世界第一”指日可待。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自然及文化遗产众多，成为遗产大国实至名归。如果说申遗过程是一场“马拉松”，申遗成功之后则是“万里长征”，最大的“拦路虎”莫过于保护与开发这道世界性难题。

    世界遗产目录设立的初衷，是保护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文化遗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反对商业开发的。讽刺的是，商业开发几乎是世遗无从逃避的宿命，尤其是自然遗产，拉美国家甚至还把遗产保护和开发与扶贫相结合。退一步说，即使自然遗产所在地的政府不主动开发，市场也会及时伸出“看不见的手”，悄无声息地开发——游客纷至沓来，潜在商机巨大，资本岂能不如影随形，注入“洼地”？广告效应注定，世遗不可能挣脱开发的纠缠。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取得平衡，即使不能保障世遗完全杜绝人为破坏，至少也要将人为破坏因素降到最低，不能让“世遗”称号反过来成为毁灭遗产的罪魁祸首。

    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界线较为明晰。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就要采取“无为而治”的原则，尽可能保持自然遗产的原生态。任何对原生态自然环境造成威胁的开发，都属于过度开发。譬如位于张家界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核心景区、以“世界上最高、载重量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全暴露户外观光电梯”著称的百龙观光电梯，就因与周围环境极度不协调，以致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破坏而饱受各方质疑。为了使更多游客以更快速度登上山顶而装电梯，破坏自然环境，这种开发显然难脱“过度”之嫌。还有一些自然遗产过度开发旅游产业，将周边环境弄得乌烟瘴气，而使自然遗产成为“孤岛”。

    于文化(或自然与文化兼而有之)遗产而言，开发与保护显然要复杂得多。像熔自然与人文于一炉的“古城”，保护难度很大。声名在外，游客纷至，旅游观光做生意乃至定居者，不可避免对原住民产生“挤出效应”。谁愿意永远只当别人的风景？既有经济利益，又能图个清静，许多原住民也乐于被“挤出”，搬离祖祖辈辈的居住地。古街古巷、小桥流水搬不走，但是原住民走了，“原住文化”也就没了，“空壳化”最终掏空了人文风情。面对这一颓势，保护的可选动作并不多，政府既不可以阻止外人进入，也难以限制原住民“外流”。再多的保护举措，都无法让“时光倒流”，让古城回到过去。与其“申遗”而“害遗”，不如“无保护不申请”，就让这些地方默默地多存活几年。

    实际上，许多国家已经转向，不再热衷于申遗。一方面由于世界遗产大会于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规定：每年每个国家只能申报2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世遗会每年只受理45个申报项目。从规则上给“申遗热”降温。另一方面，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并不意味着财源滚滚来，而申请及维护世界遗产的成本又极其高昂。一旦开发过度，便会遭到世遗会的警告，甚至有除名的危险。但愿经过世遗申请、开发冲动之后的中国也能冷静下来，在无法确保世遗能够得到良好保护的情形下，最好不要急于申请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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