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平台和各种网站上，一些调侃城市规划的段子不胜枚举。这些富有幽默感的的话语来源于一线城市市民的居住体验，同时也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城市在飞速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近日，北京清华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对笔者剖析了中国城市规划的转型之路。

    城市规划的背后是一场博弈

    从70年代起，随着世界环保运动的崛起以及全球化石油危机的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想要长久地生存发展，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必须受到重视。而后，城市规划师这一角色被推向了历史台前。

    在尹稚看来，城市规划师仅仅是绘图员，真正决定城市本质的，应该是政府和资本。“随着新的城市问题的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出现，自然会爆发新的矛盾冲突。”尹稚说，“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规划的本质。当政治的决策走向科学和民主，资本的力量走向光明，规划师才可以利用这些力量做很多有益的事情。”

    尹稚告诉记者，城市规划实际上是人类改变城市的运动，这场运动至今已经持续了200余年。就我国的立法而言，城市政府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城市规划师则是支撑政府的参谋团队。在历史上，每一次规划的过程，都是规划师与政府所代表的行政、技术管辖权利与市场活力之间做各种谈判，最终建立交易。中国城市正在转变，目前尚需时间。

    为何会有人采取过激行为制止施工？花费大量资本建造的新区为何得不到好评？尹稚认为，这些现象反映出了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网友编段子调侃很正常，这种现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尹稚说道，“80年代国际专家访华，也会开诚布公地谈泰晤士河的污染问题；西方的新城运动从30年代起步，40年代进入高峰期，80年代还有骂声，直至90年代后期骂声才逐渐减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谈及中国城市下一阶段的规划热点，尹稚向记者介绍：下一阶段的城市规划会更加人性化，会逐渐从外围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过去单一化的住宅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造成了一些城市资源分布不均的现象。从2001年开始，人们已认识到人与产业的融合、产业与城市的融合至关重要。推进综合性新区的建设将是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

    对话尹稚Q=新华网北京房产频道A=尹稚

    Q：从何时开始，人们意识到城市规划应该是人性化的？

    A：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起步后有两个特点：技术在不断地深入；决策体制、机制在不断地改良。30至50年代，城市规划理论已经形成，各种国际宪章都是围绕这个理论来制定的，这个阶段人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物理性的工程建设上。真正考虑到人性化的因素，是从70年代开始的。政治家、资本家、建筑师都先后成为城市规划的参与者。自此，城市规划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和职业领域越来越复杂了。

    Q：您提到了“公众参与意识”的概念，认为现阶段围绕城市规划存在的部分矛盾实属正常。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多长时间？

    A：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看，从自下而上公众参与诉求的提出，到真正把社会冲突降低，整个过程花了40至50年的时间。

    Q：与过去对比，我国目前城市规划呈现出怎样的现状？

    A：在过去的30年中，为了实现GDP的快速增长，我国在追求效益优先的情况下遗留下了一些社会问题。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建设综合性新区，近一两年的城市规划也一直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

    Q：除了上述的问题之外，我国在城市规划方面还面临哪些困难？如何解决？

    A：首先，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不足。这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比较突出。我认为公共服务设施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建立保障性系统，另一方面应该调动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私利化系统。目前我国的私立服务系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优质的资源更倾向于为富人服务。其次，我国城市的抗打击能力相对薄弱，在这方面需要加大人投入才能解决。第三，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在我们业内看来，“埋在地下的东西”能够决定城市的未来。比如在排水系统和防汛等市政工程方面，我国距离发达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还有一些差距。

    Q：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道路交通拥堵问题，这个问题的成因是什么？有哪些解决方案？

    A：90年代初期，在鼓励公交系统发展和优先汽车工业发展之间，我们做过一次争论和博弈，最后还是决定要优先发展汽车工业。道路拥堵是很多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当公交系统真正发展成熟，自驾车的收费逐渐抬高，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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