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话音刚落，近日，山东省聊城市、河北省邯郸市、湖北省随州市、安徽省寿县、河南省浚县、湖南省岳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云南省大理市等8个历史文化名城，都不约而同地收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的“警告信”，通知批评有关城市保护工作不力，致其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并责令各地整改后于今年8月31日前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再根据各地的整改情况，考虑是否将其列入濒危名单。这次通知，被媒体认为是对同类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次发出了“黄牌警告”，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保护事业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问题

 

 

　　此前报道介绍，本次通报批评，主要是针对近年频频上演的“拆旧仿古”现象。其中，山东聊城甚至将旧城区“推倒重来”：为执行3年前启动的“古城重建计划”，聊城将城内的老房子悉数夷为平地，周边道路也被清拆，让位于仿古的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聊城的案例在去年，还遭到了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的点名批评，被指斥为“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在众多城市的“仿古”风潮中，尤以所谓重现“千年历史”、“唐宋气象”之类的噱头，最让各地政府忙得不亦乐乎。去年，山东肥城总投资60亿元的“春秋古城”项目开工奠基，而河南开封不久前也爆出打造“千亿古城”的传闻，力争4年内重现北宋的汴京风华……就连滇池湖畔的昆明市晋宁县，也投资了220亿元，要重铸一个“古滇王国”。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去年国内有不少于30座城市正在或策划投身“古城重建”热潮，重建项目从数亿元到上百亿元不等。

 

　　对于这类“古城重建”计划，冯骥才便曾炮轰为“把历史原物销毁之后弄一个‘垃圾’”。他质疑同类型的造假，不仅不能“恢复大唐大宋”，而且还造成财政的巨大浪费。对此，不少学者分析，在一系列的“拆旧仿古”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

 

　　发展旅游就是造成同类现象的重要一环，专家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将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与发展旅游等同起来，尤其是在丽江、平遥、乌镇等“古镇旅游”兴起之后盲目跟风。而这种做法，也能为城市管理者迅速积累政绩，并能快速提高GDP。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郑力鹏认为，很多时候，仿古建筑都是商业行为，其初衷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但谈到“仿古”的现象本身，他认为，这种做法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但这种做法有时也间接对文化保护产生作用，因为很多遗址已经消失了，仿古就等于做一个1：1的模型，让游客来观赏，具有景观价值。”他认为，这次遭到警告的8个城市，更多是由于未能妥善保护旧建筑，而问题未必直接与“仿古”有关。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也认为，如果“仿古”是为了维护已损坏的文物建筑或为营造文化氛围而建设的复古建筑，只要经得起研究和考证，并尊重原有的格局和用料，这种做法也是可行的，而且对工艺制作的传承也有好处。汤国华以广州为例，他认为城隍庙的翻修比较经得起推敲，而陈家祠广场的修复则与整体风格不符。

 

　　“现在做的是仿古，但几百年后或许一样是一个遗迹。”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邓其生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在仿古的过程中，将传统技艺改良和完善，同样能恢复时代风貌，这也是很好的。”但三位教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如果只是打着“仿古”的名义，实际上建筑本身既缺乏考据，也没有技艺的传承，这种格格不入的改建之风则应禁止。

 

 

　　建议

 

 

　　从1982年至今，全国共有119个城市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按照评定标准，历史悠久、文物成群状、保护状况良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3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此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必须拥有2个或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部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包括存在大量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格局不可改动、道路走向和宽窄也不能变，等等。

 

　　然而有专家反映，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中，目前约有20个城市并没有任何历史文化街区，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

 

　　据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如遭受破坏性影响，应该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应责任。而这次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知，只是要求各地限时整改上报，并考虑是否将其列入濒危名单。然而，对“除名”一事，通知却只字未提，让人怀疑它只是无实际约束力的“一纸空文”。

 

　　对此，不少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修正“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规则。邓其生表示，“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本身就不该“一劳永逸”，应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对于那些没有进行合理保护的城市，应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这一机制也须具备持续性的考量。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不可能把一个城市整个保护下来，这是不现实的。就算是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也要有侧重地进行保护。”汤国华则认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目的，是要以名城作为载体，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它需要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标准，以确保城市的持续性发展。

 

　　“城市的山水和空间格局，就是不能破坏的，应重点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时期。例如，每当有新的建设项目时，就应考虑到高层建筑对城市格局可能造成的破坏。将现代建设迁出老城区的文化聚集地，避免因参差不齐而影响了城市景观。”汤国华说。

 

　　对策

 

 

　　反观作为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广州，近期的旧城改造话题，也将这座城市推到了风口浪尖。邓其生就曾呼吁：“广州已经找不到像样的历史街区了！”而汤国华也表示，广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甚至偏离了当初的评审标准。

 

　　去年，广州热心市民曾为越秀山重修明城墙一事，掀起过一场“救楼行动”。越秀山古城墙是“广州明初三大古迹”，虽被评为省级文物单位，但原本只剩一段高度不等的墙垣。为重建明城墙，市文广新局曾要求将“骑”在城墙上的一座民国建筑拆除。然而，据网友考证，该建筑很可能曾是作为民国第一届广州展览会馆址的“真古董”。

 

　　除了同样遇到“拆旧仿古”的风波外，广州也曾发生过“频建频拆”的怪事。为配合亚运整饰工程，位于广州越秀区的书坊街，曾将两侧建筑拆除重建，并于2011年底建成仿古建筑。然而，今年1月14日又有街坊传出，书坊街部分建筑竟然又遭拆除。无独有偶，佛山古镇改造也曾爆出，落成仅8年的松风路仿古建筑被重新纳入旧城改造的拆迁范围，而且遭到突然拆除。

 

　　汤国华表示，书坊街原来是越秀区的“金鱼一条街”，以销售金鱼的集散地而闻名，之后先后传出被改建成粤剧戏台、广府文化旅游区、小吃一条街、社区文化广场等多套改造方案。“本来在城市中心建设一条地道的文化街道是很好的，但应首先通过专家论证。”

 

　　邓其生也认为，广州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应首先听取专家意见。他指出，荔枝湾改造工程从水文的角度上来说，比从前确实有所改善，然而工程兴建的大量长廊、拱桥、栈道等仿古建筑，却不符合建筑方面的相关要求。

 

　　郑力鹏则认为，对于政府主导的有关规划，应当给予一定的宽容。政府主导和商业主导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都会经过反复论证，其中也会对不同的方案进行取舍。“处理历史街区有不同的方法，许多问题也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衡量，关键是工作的过程一定要细致认真。”

 

　　汤国华也认为，其实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也十分为难。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同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很多时候进行文保工作，就意味着要与先前签约的商户毁约赔钱，这样的代价相当大。他提议，政府、商户和市民三方，应当共同承担文化保护的责任。“比如当时商户签的时候是2亿元，就不能让政府赔3亿元，商户也要承担文化保护的风险，不能只是一味让政府买单。”

 

　　目前，广州的大、小马站复建工程已经经过市人大批准。汤国华则表示，大、小马站的复建意义不大。“因为本来大、小马站的书院有很多都不是古建筑，如果要复建，考据的工作量和耗费都很大，这还不如先集中精力保护好现有的文物建筑。”汤国华建言政府加紧对民国时期的广州骑楼进行重点保护，因为这些骑楼建筑目前留下的数目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