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动手，惠州可能遭受“失忆”的威胁。惠州作为岭南名郡，是广东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的交会之地，但由于时代更迭、战火纷繁，导致惠州文化记忆残缺不全。去年惠州启动了“惠州城市记忆工程”，随后又向社会征集史料，但反响平淡，目前进展仍困难重重。根据“惠州城市记忆工程”的工作方案，除收集历史档案以外，该工程还将建立480位惠州名人的档案、重大灾害档案、标志性建筑档案、历史名镇名街档案甚至名优产品档案等人文印记。(来源：12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新城如旧，恰似午后湖畔闲聊的老者，满口都是旧时烟云。反之，老城如新，那是患了失忆症，是病，得趁早治。

    没有记忆的城市是可悲的城市。

    代表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土机和见缝插针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在重新建构这座城市的空间形态，塑造未来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在无情扼杀着我们共同的记忆。本来，每座城市都有自身独特的城市记忆，但在城市化急剧膨胀的背景下，传统旧城格局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于是，一哄而起的旧城改造，城市新区的扩张，导致承载城市记忆的公共空间不断遭到“脱胎换骨”的改造而面目全非，失去唤起集体记忆的介质，人们对曾经熟悉的城市家园感到不知所措。

    物极必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间竞争的加剧，许多城市又把城市特色的建构和历史街区的保育看做是创造文化差异化的城市识别系统，以此提高城市知名度，发展特色旅游业，为城市经济的更快发展服务。

    不过，有识见的人士必定反感如此功利性的保护与发展模式。上世纪末，率先发起保护天津老房子的作家冯骥才曾写道：“保护城市的记忆！绝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而是要见证城市生命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历程，使其独特的地域气质与丰富的人文情感可触、可感。”

    1994年年底起，冯骥才拿出自己几十万元的稿费，组织了历史、文化、建设、考古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对天津一条条街进行了地毯式的考察。然后组织百名摄影家系统拍摄，前后历时3年，共拍摄照片3万多张。最后编辑出版了大型历史文化图册《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天津老房子·东西南北》。这是天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考察，冯骥才为此不仅四处奔忙，而且卖字鬻画。当这一浩繁的文化抢救工程完成时，冯骥才欣慰地说：“我终于将历史消失前的一瞬，形象地锁定为永久。”

    从2002年起，青岛、武汉、广州、上海等城市开始实施由政府部门启动的“城市记忆工程”。初衷皆是为了完整地记录和追寻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相形之下，惠州对城市集体记忆功能和重要性的认识就更晚了，这两年才着手做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工作。假如惠州的“城市记忆工程”在十年前启动，这十年中城市大拆大建中流失的东西也不至于湮灭无闻。哪怕在五年前就有构建“城市记忆工程”的强烈意愿，被拆掉的老街区、古建筑也会留下更翔实的、可供回眸的历史记忆。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城市正在遭遇巨大的破坏，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而我们懂得了把正在经历的历史牢牢珍藏，用以对抗瞬息万变的当下，对抗日渐流失的生活场景，对抗遗忘，对抗苦痛。

    当然，“城市记忆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至少需要城市规划、建设、文物、文化、档案等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政府要认识到留存城市记忆的重要性，给予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必需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相关部门亦要明确职责，统一规划城市布局，保护城市的老建筑、老街道，扶持民间工艺、民风民俗，收集整合有关档案资料来留存完整的城市记忆。

    档案馆不是“城市记忆工程”唯一的实施者和挽救者，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此过程中，有两种作风亟需转变：一是改变档案馆只是作为政府的档案文件集中地，被动地接收政府部门“红头文件”的做法，而应主动收集和记录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各类档案资料；二是改变档案保护的传统观念，把收集到的城市记忆锁起来，秘不示人是毫无意义的，档案馆不仅要保管和保护一个城市的记忆，更要以开放的观念让公众可以把档案利用起来，引领社会公众了解、认知和走进城市的记忆。

    南非的一位档案工作者如此写道：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他们在真正地形成档案，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

    我期望，不久的某一天，惠州的档案工作者能够组织起一场关于城市记忆的公共展览，让我们知道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

推荐阅读：

长江中游城市群变阵 促城镇化发展

深圳将出台城市绿化提升方案 屋顶绿化成硬指标

青海：规划修编再造别样德令哈 巴音河畔将建滨水公园

天津市景观协会成立 以提升天津城市景观水平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