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建筑、园林等学科都在向纵深发展，利益各方如何凝聚共识，形成推进城市进步的合力？

　　人们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城市环境感到不满。

　　反常气候雨洪淹城之后，今冬采暖季即将到来，可以预料北方地区又将迎来无休止的雾霾天气，口罩、空气净化器和板蓝根冲剂注定会成为必备的过冬“三件套”。与老城的拥挤不堪相比，走在新城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则更寒意逼人。据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显示：所统计的12个省区的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共规划建设了200个。

　　在这场造城运动中，鄂尔多斯“鬼城”已成为“经典案例”，天津滨海新区正在努力“招人”，买房送户口的贵阳超级大盘尚在奋斗，用不了多久，济南西部新城也将迎来“后十艺节”时代的尴尬空窗期。面对“城市规划这么烂”的诘问，中国的城市规划应如何应对？

　　多方利益的平衡

　　“现在城市问题一大堆，问题就是出在规划上，既不生态也不美观，千篇一律，这句话一直憋在我心里，今天一定要把它说出来，请各位理解。我做了很多年的城市景观，看着那么多的湿地、河流被填埋，山头被铲平，特别难受。如果我们不反思、不反省，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就难以实现。”在2013年国际景观设计大会的一场小范围交流会上，资深景观师李建伟“霸得蛮”的湖南脾气随着大炮似的诘问发挥得淋漓尽致。

　　面对李建伟迎面投来的“炮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副院长杨保军并没有情绪激动，他说：“城市规划说到底其实是利益问题，是利益如何分割的问题，因此，规划师的角色可以被看做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者和协调员。”他认为，城市规划的前提是要看国家、城市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对城市规划不满意，主要是因为衡量的尺度发生了变化。前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环境保护被放在了后边。今天，中国经济搞上去了，但是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所以我们对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同时，杨保军也认为，中国古代很多城市之所以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水城市格局，是因为这些地方都经历了岁月的打磨，缓慢生长，属于“瓜熟蒂落”，那时的建造活动在数量、规模方面和现在是没法相提并论的，自然也没有今天大规模的推山填海。此外，在古代，学科并未分化得如此精细，一座城市的营造者往往是三位一体，即兼具规划、建筑、景观才能于一人，如苏东坡、柳宗元、曾巩这样的文学大家也是山水画高手，对于城市了然于胸，在他们的参与设计下，城市本身也诗意盎然。今天，规划、建筑、园林等学科都在向纵深发展，对于个体而言，很难将三者做到统一。

　　从一人拍板到团队协商

　　对于新城规划，无论是景观设计师还是城市规划师，都认为造城运动绝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有3万人，老城有50万人，其中还有牧民，可是他们的规划和建设规模却足以住500万人，这就像三口之家就算再富裕，顿顿吃几百盘菜，也不能持续。”杨保军说。

　　目前，中央提出了反对“四风”的要求，而很多新城建设不以人的尺度出发，弥漫着展示性和英雄主义的气息，特别是广场很大、道路很宽，使新城“散气而不聚气”，显得空空荡荡，例如鄂尔多斯新城的广场有76公顷之大，而北京天安门广场也不过44公顷。

　　其实，所谓强势的城市规划背后的拍板者往往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院副院长李存东表示，城镇化的推动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决策机制如何创新是个问题。“专家论证会、专家研讨会也有，关键是领导决策还是专家决策，但最终结果一般还是政府拍板。事实上，市委书记、市长不应成为城市建设专业的总设计师。政府需要把行业管理和行政决策分开。”他坦承，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专家尚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对于普通设计师，话语权就更少，几乎谈不上修改规划。

　　尽管，底特律破产的消息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但美国EDSA公司董事长约瑟夫·拉里认为，美国大多数城市在规划方面做得比较好，他表示对于城市规划美国有一套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政府不会涉及专业领域的决策，他们只会提出相关的要求和条件，但是如何设计规划方案是由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师共同组成的团队来进行的，即使是市长也没有推翻方案的权力。而巴黎素以“浪漫之都”闻名于世，使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也是因为规划立法保证了巴黎的城市至今沿袭拿破仑时代制定的规划。

　　对此，杨保军也提出了要通过建立机制创新、加强制度设计的路径，把规划、建筑、景观三方面的专家综合起来，融合成一个团队。“规划师要给建筑师和景观师留有弹性的余地，建筑师、景观师在规划的开始阶段就介入设计，并通过他们的反馈对规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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