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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对城镇化应该要有新的认识 |
来源:北京日报 日期:[2012-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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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先对城镇化有一个新的认识。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复合转型的过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一个必经阶段。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城镇化就不只是社会这个有机体发生的种种物理性变化,如空间状态的改变,而且还包含着种种聚合、分解和再聚合的类似化学变化的过程,会给这个社会带来许多不曾有的新东西,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交往的、观念的各式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工业化推动了劳动力向城镇流动
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社会。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各种生产要素都以土地为中心,附属于土地之上,包括劳动力在内。土地的基本属性是不能流动,能变化的只是其所有权或产权。除非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战争,人口与劳动力的分布因依附于土地而定格。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了由国家推动的工业化,但由于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并未引发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由国家计划控制。以农民为主的社会结构,再加上实行计划经济,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口流动处于凝固状态。改革开放之后,由市场推动的工业化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尽管户籍制度30多年来未有变化,但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性已极大地增强了。现在规模达到2亿多人的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最大的流动群体。从人口规模来看,这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大型国家在不停地漂移。
市场化和工业化推动的主要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在流动,其目的打工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添置新家具,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东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引发了大量劳动力需求,中西部农村甚至包括一部分城市的大量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沿海地区。珠三角、深圳是我国最典型的由流动劳动力支撑的发达地区。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是要素流动,劳动力也只是其中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口布局依然是原有的格局。农民工只身外出打工这类属于经济要素的流动,尽管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难题,但以家庭户籍为基础的整个社会体制,尤其是公共服务的供应体制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
我国城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城镇化转向以人口、家庭为主的城镇化
随着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广度不断强化,人口的流动、家庭的迁徙,就日益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工的迫切要求。对农民工而言,城镇不仅是打工的目的地,而且成为生活定居的目的地。这给按照户籍人口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带来巨大挑战。随着以城镇为定居目的地的人口以及家庭流动的到来,真正的城镇化拉开了大幕。其背后的真正导演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不再想继续父辈候鸟式的生活。第一代农民工提高了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想异地安家落户,落叶归根是他们大多数人的想法,未曾奢望打工地的城镇政府能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30多年来日渐扩大的农民工潮,在不断地冲击着以静态人口分布为基础设计的体制,也冲击着过去那种主要由作为工业化要素的农民工构成的“半拉子”城镇化。
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城镇化转向以人口、家庭为主的城镇化。这意味着新阶段的城镇化,不只是要提供劳动岗位,更要提供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所有条件和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服务,包括住房、学校、医疗机构以及社会保障等等。农民不只是为打工而进城,而是举家迁徙进城,正式成为城镇居民,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也是我国30多年来的新城镇化的开始。
城镇化导致社会动态化、复杂化
从过去的静态社会变成一个动态社会,使经济、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呈指数化扩大,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公共风险。
从经济领域来观察,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使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扩大。与其他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在我国是最高的,无论是存量劳动力,还是新增劳动力,几乎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这扩大了劳动者的个体自由,但劳动力供应与需求之间的不确定性也就随之扩大了。农民进城找工作,往往是盲目的,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同乡,事先能否找到工作并不确定,工作是否如意、薪酬是否如愿更是不确定。对于招工的企业来说,也不知道是否能有合适的人应招,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实际上也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劳动力供应十分充足,且产业层次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许问题还不明显。而一旦劳动力供应减少,而企业恰巧又要转型升级,需要高素质工人、技术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招工难就会凸显出来。
如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受制于劳动力,则会带来双重风险:产业转型升级受阻和出现结构性失业。这会给城镇化带来双重压力:产业支撑力弱导致的经济压力和失业人口增加导致的社会压力。这很可能把城乡二元化转变为城市居民的二元化,进城农民变成城市贫民,甚至由此出现城市贫民窟。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种城市二元化已成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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