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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规划的第四个春天 二读吴良镛教授 |
| 来源：建筑时报 作者：洪铁城 日期：[2007-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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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大会在北京隆重拉开了帷幕，吴良镛教授应邀登台给院士们作学术报告。经过事先与周干峙、林志群先生周密切磋而酝酿的“人居环境科学”之观点，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并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吴良镛教授说：“人居环境科学”是针对我国“城乡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试图“建立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协调为中心，以居住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学科群。”他认为当今我们所习惯的就建筑论建筑、就城市论城市的研究方法“隐藏的问题很多”，如果“不保护好生存环境，就可能导致生存危机，甚至社会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生存危机”已赫然在目：城市人口“爆炸”、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缺水缺电、城市建设用地存量告急、农田锐减、历史文化遗产日渐消失等等，这几年见诸各种媒体，成为社会热议。长此以往会不会出现“社会危机”，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想、谁也不敢说。吴良镛及教授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和对人类对社会负责的精神，为新鲜出炉的“人居环境科学”下的定义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们为这一学科确定的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人的居住环境。”吴教授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吴良镛很坦率地说，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借鉴了“人类聚居学”的成就。
“人类聚居学”是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C.A.Doxiadig)于20世纪中叶提出来的。道氏1913年出生于保加利亚，自1950年创办“雅典人类聚居学研究中心”，直至1975年逝世，一直致力于“人类聚居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工作，在国际城市规划和城市科学研究领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道氏把日趋恶劣的城市环境称之为“城市恶梦”，他断定“人类聚居正在走向灾难”。因此，道氏提出应当“为生长做规划”。他呼吁，应该把包括乡村、城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居住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广义的系统研究。他为人类聚居归纳为三种基本形态：园形、规则线形和不规则线形。“园”者类同于我们块状的城市平面；“规则线形”类似于带状城市平面；“不规则线形”是依山沿水体布置的城市平面。他认为这三种形态可以变形出十二种不同的形态。但是道氏认为只有“动态城市结构”模式才能让城市能沿预先确定的轴自由延伸，这样城市的中心区扩展就不会同其余部分发生矛盾。他说这个轴可能是海岸线，可能是江河，也可能是主要交通干道的“呈条形的网状结构。”他认为城市扩容发展决不是“摊大饼似地覆盖整个城市建成区”。道氏提出，协调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五种力量可以建设成理想的“安托邦”(Utopia)城市。道氏的“安托邦”城市分为十个层次：1、家具；2、居室；3、住宅；4、居住组团；5、邻里；6、城市；7、大都市；8、城市连绵区；9、城市洲；10、普世城。他说：“普世城的形成过程是从文明社会走向世界大同的过程”。显而易见，道氏的理论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吴良镛先生在道氏理论的基础上，把“人类聚居学”改建成为“人居环境科学”，是专门为中国自己量体裁的“衣”，切合中国实际，而且也能适应新世纪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需要。虽然吴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中提出的人居环境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网络五大研究系统与道氏在“人类聚居学”中提出的自然、人、社会、建筑、支撑“五大元素”是相同的，但深入进去人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是，道氏的自然系统是指“整体自然环境”，包括“自然区、垦植区、人类生活区、工业区”；而吴氏的自然系统是指“气候、水、土地、植物、动物、地理、地形、环境分析、资源、土地利用”等；道氏的人类系统是指“作为个体的聚居者”，而吴氏人类系统虽然也指个体的聚居者，但“侧重于对物质的需求与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等有关的机制与原理、理论的分析”；道氏的社会系统系指“人类相互交换的体系”，而吴氏的社会系统主要是指“公共管理和法律、社会关系、人口趋势、文化特征、社会分工、经济发展、健康和福利等”；道氏认为“城市通常是一个连续的居住系统”，因此他的“建筑”系指“为人类及其功能和活动提供庇护的所有构筑物”，而吴氏的居住系统“主要指住宅、社区设施、城市中心等”；第五个支撑系统，道氏包括了“如道路、供水和排水、发电和输电设施、通讯设备，以及经济、法律、教育和行政体系等”，而吴氏的“支撑系统”主要是指“人类住区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施——自来水、能源和污水处理，交通系统——公路、航空、铁路，以及通讯、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物质环境规划等”，同时也包括“经济、法律、教育和行政体系等。”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后者比前者更细致、更具体、更深入，也更切合实际。因此我觉得，吴良镛教授很有意义地改建了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吴良镛”们从道氏的思想框架中跳了出来，把道氏的“人类聚居”发展成为“人居环境”，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宜人居住环境”的目标提出。吴老先生通过对世界级巨人霍华德、盖迪斯、芒福德们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回顾与分析，然后与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进行对接，为大家廓清了思路，梳理了文脉。吴良镛说，霍华德是近代城市规划的启蒙者，面对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田园城市”的新概念，并开始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的规划模式的思考；盖迪斯与霍华德堪称“两股并行的溪流”，前者提倡“区域观念”，突破城市的常规范围，对城市进行“先诊断、后治疗”的规划方法；芒福德则以自己的人文观、区域观、自然观形成独树一帜的研究体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还不够，吴良镛先生继续追踪，为中国的人居环境建设，又从《尚书》、《史记》、《商君书》、《淮南子》、《考工记》、《管子》、《汉书》、《国语》、《孟子》等大量古籍中找到历史发展的大量依据，从而为“时代要求我们高起点发展人居环境科学”这一论断夯实了宽厚的基础。因此可以大胆地说，“人居环境”不是“天外来客”，不是“子虚乌有”，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一个完全可以脚踏实地去干的、能够干得成的、干得好的大事。为此他提出“五大原则”为人居环境建设“导航”。其一，正视生态的困境，提高生态意识；其二，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其三，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其四，关怀广大人民群众，重视社会发展整体利益；其五，科学的追求与艺术的创造相结合。提出“五大原则”的理由是：一是因为“人类需要与自然相互依存”；二是“人居环境建设已成为重大的经济活动”；三是“新技术将对城市和区域规划、以及城市的发展产生全面影响”；四是“人类面临着发展观的改变，即从经济增长为核心向社会全面发展转变，走向以人为本”；五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人的居住环境。”五大原则的确定，目的性极为清晰、明白。为更深入一步，吴良镛教授发挥他的理论功底深厚之所长，为“人居环境科学”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框架，用前边的五大研究系统与“建筑、社区、城市、区域、全球”五个层次对应组结成框架的核心部分，把传统的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设计学发展成为“人——建筑——城市——自然”的新关系。可以这样说，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是融霍华德“田园城市”、盖迪斯“区域观念”、芒福德“多学科”研究体系为一炉的新思路、新概念、新模式。
最后，吴良镛教授推出了“从单学科到融贯的综合研究”这样一个工作模式来配合实践。应该说，目的意义很明确，方式方法甚具体，仿效性、操作性极强。人居环境科学，不是贴在墙上挂在口上的东西，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要人们“百思一虑，殊途同归”，美好的未来一定能够成为事实。
……………
吴良镛教授的合作者、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序言》中写道：“本书书名采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可能就体现了两重意义，一是表示人居环境科学是道氏人类聚居学的发展；二是用’导论’为题，表示为构建完善这一学科，还要等学术界在后头做更多更好的文章”。这几句话写得很实在。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一、吴氏的“人居环境科学”不仅仅是对道氏“人类聚居学”的“改建”，更是延伸、充实、提升了道氏的人类聚居学。因为道氏研究人类聚居提出了“安托邦”理想化的聚居形式，而吴氏研究人类聚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宜人的居住环境”。二、道氏研究的是自己所熟悉的范围。而吴先生认为：“道氏的理论主要根据西方国家的现象和经验，对其战后第三世界人口稠密、资源紧张、发展迅速、经济贫穷的国家，如亚洲发展中国家等，涉及不多。”所以吴氏研究立足于中国为主，针对性、应用性更强。吴良镛先生近十来年在上海、苏州、桂林和太湖地区、三峡库区所作的许多规划和研究成果，便是明证。在许多人还热衷于争论城市规划是理想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在许多人刚刚从城市规划的“规模论”当中走出来接受“结构论”新观念的时候，在新世纪之初面对更大规划的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人居环境科学”若能形成共识，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就应该以最快的速度结束左右摇摆、举步艰难的“第三个春天”，让“城市规划的第四个春天——人居环境建设时期，早日“君”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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