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兼首席设计师

    LD：《景观设计》

    YU：俞孔坚 

    LD：您在1997年回国并带头创建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中心，将景观设计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引入中国，在您的《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一学科的建立基础是哈佛大学的景观设计学，面对中国语境，北大景观设计学做了哪些方面的探索？又有哪些方面反映在学科建设上？

    YU：北大的景观设计教学工作对象以硕士研究生为主，采用研讨和工作室(workshop和studio)的方式，这也是麦克哈格所采用的方式，教学过程结合了社会影响大的问题。例如最近刚获奖的项目——黄岩永宁公园，主题是“漂浮的花园”，就是反映生态防洪的。北大景观设计学针对国内前沿性的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与实践，这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从一个大的景观规划的设想到一个具体的项目实施，最终落实为一本著作。如早期的中山岐江公园案例，这是一个工业遗产保护和产业用地更新的案例，在之前我们对整个中山市的开放空间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最后落实到具体的设计——岐江公园。其后又做了“乡土景观”的研究，主要是在云南和西藏地区，带领研究生和博士生考察了整个云南红河地区，以哈尼族为主，研究其乡土景观，同样又研究了西藏地区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信仰和宗教活动与大地景观之间的关系，最后将其落实到西藏昌都镇一个步行街的设计中，步行街内建筑与景观的形式追随了地域性和乡土特色，并获得了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大量的乡土景观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硕士论文并出版了一本著作。后来就是台州的“反规划”研究，这个项目主要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避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用不同的方式来探讨并出版了《“反规划”途径》一书。综上所述，就是将每个研究都反映落实到教材上，积累并形成了一套教育方法，通过实际的案例把各种专业整合在一起，解决一系列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比如洪水的问题，乡土遗产、生态保护、工业遗产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设计学能扩展到这些领域，来应对中国现阶段所发生的重大问题，通过努力证明景观设计师应该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每一个案例都在为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拓展一个新的空间。可以用生态的方式解决防洪问题而不是采用传统水利工程的方式，可以用稻子来绿化美化，有的是对传统审美和价值观的颠覆性。如岐江公园的设计就是颠覆性的——将一个生锈的厂房变得很美，有人认为这是国外的东西，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是借鉴了国外对环境的理念，但决不是形式上的模仿和照搬，因为国际上是不会给一个模仿的作品颁奖的。

    通过对案例的研究，也反映出景观设计广阔的前景，应将景观设计学拓展到整个物质空间规划中，通过对中国现实的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中拓展了专业领域。我们还与西方学术界和教育界开展了广泛的的交流，包括每年与国际上著名大学联合开展2~3次案例研究，国外派10~20个学生和2个教授，北大派20个学生，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跟国际上的学术及教学模式相接轨，开拓和定义了景观设计学的专业概念，而所有系列的案例研究最终总结形成了多部著作，其中有大量的案例。在此基础上，经过6年的实践、案例分析和研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学体系，并于2003年成立了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从一个“中心”到“学院”，实际上让景观设计学登上了北大的大雅之堂，让景观设计学从小桥流水上升到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高度上。在学科建设上，景观学院给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教委打了多次报告，都是以北大校长的名义签发的文件，在2005年景观设计学的学科和硕士学位得到了承认，北大开始招收景观设计学理学硕士，设在地理学下，同时又批下了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学位MLA(相当于MBA)，并且推动了风景园林本科学位的恢复。2004年12月20日，劳动部公布了景观设计师这一职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此做了13分钟的访谈，使这一职业家喻户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与北大的努力分不开，北大的努力推动了全国的专业教育，连续办了三届全国景观设计教育大会，主办了全国大学生景观设计毕业作品展，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的发展。全国已有20多所大学建立了景观设计学系，使得这个专业的发展如火如荼，随后于2003年清华成立了景观学系，2005年10月同济大学风景旅游系改为景观学系。 

    LD：美国生态规划的倡导者麦克哈格(McHarg)先生是您的老师，他也是一位在国际上同时被专业人士和大众所熟悉的景观设计师，他把景观设计专业定位在拯救地球和人类的高度上，您也是一位走入公众视野的景观设计师，并且提出景观设计师是“济世救民”的职业，您在这方面是否受到麦克哈格的影响？能具体谈谈他在哪些方面对您的影响最大？

    YU：我在哈佛的导师是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生态学方面的导师是理查德•弗尔曼(Richard T.Forman)，还有计算机方面的导师是伊凡，麦克哈格也是我的老师，我上过他的课，特别是他“济世救民”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把景观从一个小尺度的园林、一个后花园的角度扩展到整个生态规划，从审美意义上的风景艺术扩展到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科学和艺术。他经历了英国的哥拉斯哥（Glasgou）从一个田园般城市变成一个污染严重的城市，他当时所看到的现象和我现在所看到的现象是相似的，相差了半个世纪，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工业问题落后了西方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在他的著作中反映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也正是我所要表达的思想。人类的无知造成了不尊重自然、滥用自然和破坏自然的行为，所以麦克哈格提出设计应遵从自然。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比麦克哈格的时代所面临的危机更大，无论是耕地、水资源还是能源的危机，跟那个时代的欧美相比都更加严重，而另一种危机是欧美所没有遇到的，那就是民族身份的危机，文化上草根信仰的危机，总体而言比麦克哈格时代要严重得多，因此，我认为现在是天将降大任于景观设计师，麦克哈格是重要的引路人。 

    LD：在您的一篇介绍美国景观规划设计学的文章中，您提到了包括奥姆斯特德(Olmsted)三父子在内的十名美国景观设计师，其中六位是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大师，您认为现代主义景观设计思想在哈佛景观设计学的学科建设中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您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一思想对当代中国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YU：现代主义景观发源在哈佛，美国的现代主义思想最早发源也是在哈佛，而20世纪50年代的哈佛还是艺术学院派占主导地位，从形式主义出发，注重审美和构图，没有把功能放在首位，现代主义思想还没有进入景观设计学领域，而建筑设计界早已开始，现代主义设计大师格罗皮乌斯曾担任哈佛建筑系教授并引入了包豪斯体系，景观设计却慢了一个拍子。当时，丹•凯利(Dan Kiley)和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等都表现出不信任哈佛的教学体制，认为哈佛体制漠视设计的社会作用，没有强调对自然系统的适应，最后因为学生造反，反过来促成了哈佛的改革。

    Sasaki也是那一代人（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大学教的课程应该应对美国大的社会问题，提出景观设计师职业要么投身于改善环境的事业，要么就只做些装点门面的附属性的工作。后来，他成为哈佛景观设计学系的系主任，他所指出的问题放在当今中国亦是如此。 

    LD：大家看到您一直致力于改变当代中国落后的景观现状和设计，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提倡现代景观设计，是什么力量在驱使您这么做？您认为中国的景观设计与西方发达国家景观设计的整体差距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