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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受之：城市规划回到雅各布斯的立场 |
|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期：[2006-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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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因一本展示“北京城的沧桑瞬间”的《城记》而声名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近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坦言，写《城记》是受上世纪90年代初杨东平撰写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启发，并以此感慨“梁陈方案”参与者陈占祥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城市共命运的意义。”王军还与前不久推出《建筑的故事》的建筑设计理论家王受之，围绕《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向笔者说出了他们的“大城市观”。
简·雅各布斯颠覆了以前的城市规划理论
问：上世纪60年代初，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运动，美国记者简·雅各布斯推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批评了当时城市建设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近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这部著作，请问两位读了这部著作后有何感想？
王军：这本书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读了特别感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非常非常伟大，简·雅各布斯是我非常敬佩的记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一样，都是“拆”字当头。1959年，简·雅各布斯撰写了《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两年后，她推出了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几乎颠覆了以前的城市规划理论，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专业门槛的。
王受之：严格地说，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而是“城市学”著作，它专门研究城市和文化、经济等要素的关系。
社会矛盾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问：今天的中国城市也正处于大发展的阶段，阅读这本书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启发？
王军：是的。今年3月到4月，美国规划协会邀请我去旅行采访，我看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更新运动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正是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书中所批判的“只是把贫民窟搬到了郊区”。郊区大规模的贫民窟里是清一色的贫民，他们失去了简·雅各布斯所论述的城市多样性的生存环境，失去了大量简单就业的机会，只有面临更大的困境。贫困被“世袭”下去了，这是很大的社会灾难，是需要中国城市引为借鉴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即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王受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现代城市规划，规划最基本的是要讲物理合理性，要考虑交通网络和水资源等众多问题。“城市学”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规划。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不过这本书在西方只是众多“城市学”作品中的一本而已。
城市规划应该立法化
问：如果我们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看作是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一面镜子，那么你们认为，目前国内城市规划不尽如人意的症结在哪里？
王受之：重要的还是规划的持续性。纽约的城市规划做得很早，但这么多年变化很慢，就是因为它是专家做出来的，之后通过议会立法确认。专家立法保证了延续性。而我们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往往是行政官员负责制，这造成了“补丁城市”。所以，规划应该立法化。
王军：现在许多城市要消灭“城中村”，这正是简·雅各布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中国注脚还有一层含义：“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它还会有竞争力吗？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的，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视角上来。
也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系统是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问：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反对者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众多“城市病”，你们怎么看？这一争论对北京等一些大都市的城市建设有什么启示？
王军：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在1944年针对伦敦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制定了大伦敦规划，立足伦敦所在的区域，发展一系列新城，使其具备就业条件，有机疏散伦敦的城市功能，这个规划获得了巨大成功。大伦敦规划之后，“有机疏散”成为显学。但在上世纪美国的西部，却出现了疏散过头的现象，人们成为汽车的奴隶，对油价的涨落异常敏感，城市运行的成本居高不下。面对这样的情形，以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一派提出，城市应该紧凑（compact）地发展。可主张疏散的学者反驳道，难道每家每户希望有一个后花园就不是人性的要求吗？
我想，也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系统是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四合院多是一层的平房，它是连排的，是零地界，是院挨院，能盖房子的地方都盖了房子，没有被浪费掉的土地，而且还保证了日照。
梁思成、陈占祥是有机疏散学派的推崇者，但他们并非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汽车城市，他们强调的正是建设一个不引发严重交通问题的城市；另外，我在看“梁陈方案”时，看到这样的表述，即如果大面积拆迁古城，“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需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这让我深深感动，两位学者关注的正是大规模拆迁中的民生问题，以及这种拆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而这正是简·雅各布斯的立场。
老社区是安全的
问：简·雅各布斯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她批评当时的城市规划精英们无一例外都是政府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奴仆”。但是，她的言论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1962年，刘易斯·芒福德在《纽约人》上以“雅各布斯大妈治疗城市癌症的家庭药方”为题，进行回击。在芒福德眼里，简·雅各布斯不过是一个家庭妇女罢了。对此，你们怎么看？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王军：其实，真正使用城市的是妇女，是她们在真正关心下水道是否堵了，自来水是否干净，公园怎么样，孩子是否安全？而男人们则是白天挣钱，晚上睡觉，他们是很难像妇女那样细致地感知城市的。一个小孩子走上社会的第一步是踏上人行道，他一上人行道就会知道这个城市对他是否友好。简·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地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
王受之：应该说，适合人居住的是中等城市，因为大都市很难做到“以人为本”。城市一扩大，就会产生交通、物流和分配方面的问题。现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是温哥华、西雅图、巴塞罗那等中等城市。
实现宜人化，必须预留足够的公共空间；在规划和建设时要意识到方格的街道是不宜人的，而像北京后海那样弯曲的有机布局才是宜人的；还要注重对文物的保护，因为城市不仅仅是住人的，还是历史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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