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缤纷杂志人物专栏没有限定性的框架中谈论俞孔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一个太过丰富的人物，他持续的创造力很容易使有关他的谈论迅速成为历史。从1997年回国创立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至今，俞孔坚实现了一系列从个人到学科的突破，并以一个人的努力如此深远地影响和改变了景观设计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俞孔坚和他的土人景观所引起的关注使一些国际杂志和教育机构对中国制造的景观发生了兴趣。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俞孔坚被大量溢美之辞包围，也被光环所笼罩，但在这背后，却是一场历久弥长的艰苦突围。 

    冲破传统的围墙 

    充满波澜的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在那个时代剖面上，传统与现代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阿道夫•路斯和柯布西耶等人言辞激烈的批判与宣言中，现代主义变得眉目清晰并形成了新的审美观。

    但对中国景观而言，现代主义却姗姗来迟。喜闻乐道的是对传统园林的研究，一场有关继承的讨论旷日持久，传统被加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并予以拔高和偶像化，中国当代景观在一种被人们自我夸大的民族情结中举步维艰。

    就像柯布西耶用标枪刺破了旧建筑沉闷的铅制外套一样，俞孔坚打破了这一沉寂的局面，他洞悉到了当前中国景观巨大而令人痛苦的矛盾，一方面是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使每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受益，而另一方面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而普遍的景观设计并没有直面这一矛盾，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物质空间的舒适和视觉审美所带来的愉悦，中国景观犹如一个失衡的天平。俞孔坚站到了杠杆的另一端，他鲜明地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首先要做的是使传统的、以审美为基础的理论让位于对专业知识、社会需求及自然系统相结合的实用主义的追求。

    在《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一文中，他详细地表述了他的观点，将现代景观理解为白话文景观，并提出了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理念，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自然的过程。

    “景观要表达我们时代的需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正是平常的、日常的、适宜技术的景观，正是尊重和适应土地及土地上过程的设计，构成了城市景观的’白话文’，这也是景观和城市特色的源泉。一个设计是否是现代的，在当代中国的最终评价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改善中国当代的人地关系危机和彰显中国人的民族身份。” 

    自我突围 

    在传统突围的背后，俞孔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历程，实现了一系列自我意义上的突破。对这一系列的突围，可以用八个关键词来表述：园林、风景、风水、生态、景观、景观安全格局、“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

    第一次突围，是从审美意义上的“园林”到科学意义上的“风景”，俞孔坚的大学教育是园林专业，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和形式有过完整的学习。硕士研究生时做的是有关“风景”的研究，开始对传统经验产生怀疑，用数量化理论和统计学的方法，从科学的角度进行风景质量评价，《景观偏好的文化差异》发表于《景观与城市规划》杂志，是中国最早的有关风景评价的国际性论文。

    接下来的就是从“风景”到“风水”，在大学任教期间对风水作了批判性研究，他抛开了对风水技术的关注，以独到的视角，从文化意义上解读风水，揭开了风水的神秘面纱，提出了大胆而又具有创新的观点，这是迄今为止对风水的最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解读和批评，《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一书开始体现出他对宏大理论的驾驭能力。

    在中科院做客座研究员期间，俞孔坚开始从研究风水转向了研究生态与生态规划。随后他又上了北京大学地理学的课程，开始了对景观的思考。从地理学中的景观概念进而思考更广泛意义上的景观，“我开始觉得景观就是可以包括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一切，是一个中性词。生态系统等现代科学的知识则缺乏一个载体，景观可以成为这个载体，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界面。”

    在这之后，俞孔坚赴哈佛大学留学，在接受了完整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学教育之后，他提出了景观安全格局理论。他谈到，“景观既然是生态的载体同时又是’风水’这种乡土文化景观的载体，那就必然要找到最高效、最便捷的方法判别哪些是影响生态、文化和精神过程的关键部分，将其保护起来。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人知道把风水林、风水池塘和河流给保护起来的原因，因为古代人懂得哪些是关键的东西。那么当代同样要找到关键点，就像下围棋似的，所以我又提出了景观安全格局，这是我到哈佛以后，利用计算机、现代的科学技术做的大的拓展。”

    从哈佛回来以后，便是从景观安全格局到“反规划”理论的重要突破，这在景观与规划界掀起了波澜。“反规划”也可以理解为“逆规划”或“负规划”，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

    “本质上讲是一种强调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先做国土的安全格局规划，然后再发展城市的’正规化’。城市规划的’正规化’所做的是要一个城市发展建设的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市政基础设施，比如修公路，修水管网，修市政设施。而’反规划’呢？就是对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所以就又产生了生态基础设施这个概念。”

    “反规划”让人们站到了城市和人类自身的彼岸看待问题，超越了人类自我的视野。俞孔坚的公共而非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又一次实现了跨越，将自然纳入公共领域的范围，这同时也是一场哲学意义上的突围。 

    追寻原点——生存的艺术 

    在基础理论建构完成后，俞孔坚本能地感受到’从头开始’是必需的，他又开始了对景观设计学原点的思考与追寻，自我突围中的八个关键词重新碰撞与交融，形成了“景观设计学是生存的艺术”这一理论。

    在《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一文中，他谈到：“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的学科，反而阉割和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到了申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他进一步追溯到景观的原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和可怕的敌人，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 

    从象牙塔到公共领域的突围 

    景观设计学在如此短暂的十年中被公众所逐渐认知，来源于面向公共领域的同步开放。俞孔坚称自己带有强烈的五四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情结，羡慕新文化运动时期走向街头的学者。“大学不应该在象牙塔里，我为什么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特别有感觉，特别尊重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把知识传给大众，鲁迅可以走到街上去。这一代知识分子要向他们学习，就是要有五四时期的精神。”

    他使景观对话从单纯的学科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景观超越地理学概念之后，又超越本身的学科范畴，成为了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名词，同时，这也使得俞孔坚成为了一种景观现象。这种开放的姿态使得俞孔坚本人带有了明星设计师的色彩，当然，这种状态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低调”、“含蓄”相背离，也引来了某些争议。

    对此，俞孔坚坦言：“我的这种处事方式，实际上在中国是最忌讳的，违反中庸之道。我的特点是不妥协，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一度使我变成了众矢之的。求真是我的个性，比如说圆明园，好多人站在后面不说话，那我说你一个学者，一个教授，如果连这样错误的事情都不站起来说话，那是不道德的。另一个我觉得社会对你是有期待的，不管其他领域的人是不是对你有什么看法，但你应该把你的知识变成社会的一种正义之声。圆明园防渗问题，一位教授发现了，后来他要找人去帮他评这个理，所以就说了，而既然做了那就做到底。通过媒体来唤起意识，唤起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明哲保身。然后对园林界也是这样，我觉得是错的，那当然说就是错的，是皇帝的新衣，你就要揭穿他。”

    在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对他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