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著名规划专家李准：和谐规划 现阶段清晰的方向 |
| 来源：中国建设报 日期：[2006-11-2] |
|
-----------------------------------------------------------------
|
回顾50多年的历史沧桑，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李准先生于1953~1982年间参与并具体编制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此后，也长期关注着北京城的发展与保护工作。近日，他接受采访，抚古思今，从北京说起，谈了他对规划工作的一些看法。
替“梁陈方案”喊冤不符合事实
记者：1953~1982年，您参与并具体编制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回顾历史，您如何评价1953年编制的北京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李准：1949年解放后，经过了3年的恢复时期，1953年我们开始做北京的城市规划。当时还没有“规划”这个词，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由市长叶剑英兼任，副主任有好几位，其中包括梁思成等几位专家。这时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研究规划的问题，并拨地进行建设，从整体来说，这时还是酝酿时期，请来了苏联专家组，帮助北京研究规划的事。由于当时国外的资料很少，规划方面的书也买不到，只可以找到苏联的一些书和信息，所以那时基本就是靠苏联的一些规划技术来支撑的。
今天回头看，我觉得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基础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基础，当然陆续有很多改动。城市规划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记者：说到1953年的北京城市规划，就不能不提到“梁陈方案”，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议论。有人认为：如果当时我们采用了“梁陈方案”，就不会造成今天北京城建设的被动局面。对此，您怎么看？
李准：我不赞成这个提法。“梁陈方案”与前苏联专家意见之争，核心问题在于“行政中心安排在哪”。当时梁思成先生明确主张将行政中心搬到西郊，月坛南街一直往西到公主坟一带。而苏联专家主张建在城里，这就发生分歧了，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现在。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所谓同情“梁陈方案”的人，在为梁思成先生叫屈：你们就不相信梁先生的方案，就不理他，就主张在城里头发展，弄得北京城乱七八糟。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党和政府并没有对梁先生的方案置之不理：“四部一会”的房子就是建在玉渊潭和月坛之间，月坛南街的一大片住宅，也是按照梁先生考虑的行政中心在西郊这么一个意思而配套建设的住宅。
当时国家正值恢复生产建设时期，底子很薄，又赶上抗美援朝。如果全部采纳梁先生的方案，就相当于要重建一个像皇城那么大的区域，这需要相当大的投入，我们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最终部分采纳了梁思成先生的意见，没有全部采纳。
北京古城墙：折射规划的利弊权衡
记者：规划理想的蓝图不能超越经济社会的现实。城市规划一定要实事求是。面对不同的专家意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于决策者来说，是否要根据利弊得失有个权衡取舍？
李准：是这样。
记者：对于当时北京拆古城墙，梁思成先生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据理力争。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有争执。对此，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李准：搞规划要考虑长远一些，不能太近视。这事要从两个方面看。当初我们做规划的时候，请了国家建委的一个苏联专家，叫巴拉金，每周到我们这儿来指导一次。我印象很深，他来了以后，我们把图纸准备好了给他看，他看了看，拿铅笔就画了一条线，从景山一直到鼓楼，就是北京现在“两轴”中的其中一条中轴线。这是一个大事，到现在也有争议：当初北边就没有这条路，北边一个德胜门，一个安定门，中间是城墙，你怎么把中间的城墙给穿过去了？这条线我们不敢画。但我当时比较赞成巴拉金的意见，对他画出这条线很佩服，他是按照苏联考虑的，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年我在文物保护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回过头来看，仍然认为这确实是个好方案。当然，它破坏了原来安定门、德胜门之间的城墙，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假如没有这条中轴线又会如何呢？相比古城墙的保护而言，城市大的布局更重要，有利有弊，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如今的城市中轴线已作为整个北京规划的基础。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梁思成不主张拆城墙，而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出来反对拆城墙呢？那时全国刚解放不久，正是因为有城墙，同时我们的攻城队伍、装备上都较差，各地攻城的时候牺牲了很多战士，所以对城墙很反感。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各个方面的思想都灌输、影响了我们。后来看到一篇文章，1953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说，拆除北京城墙这些重大问题，是由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党的政策是规划的指针
记者：上世纪50年代的城市规划，不但充分体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领导的意愿？
李准：城市规划是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和环境分不开的，是应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方针的。上世纪50年代我参加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工作，我们就住在单位，彭真、刘仁两位领导晚上有时候也不回家，也住在那里，经常过来看，和我们交谈对北京市发展的一些意见。我始终认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政策水平都很高，是从政治的高度看规划。比如北京的发展规模问题，当时有人提出不能搞太大了。但彭真和刘仁同志说，不能太小，这是首都，要实事求是。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城市规划首先要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这是最主要的。
记者：同样，受当时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城市规划曾经停滞了十几年。作为规划人员，这十几年您在做什么呢？
李准：那一阶段，建工部明确提出北京市的总体规划不再执行，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规划建设项目了。根据领导指示，起初我们做些总结工作，后来总结也不让做了，我们就被下放到工厂和郊区农村蹲点调查和劳动去了。
记者：改革开放迎来了城市规划的又一个春天。直到今天，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规划事业越来越繁荣。
李准：这也和国家的发展政策有关。根据形势，国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方针。所以我强调，最根本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城市规划离不开国家的发展政策，最终对城市规划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的政策。
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形势都非常好，有不少非常正确的决策，包括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促使和谐社会的发展，城市规划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更要体现和谐。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规划和谐，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本报记者李兆汝通讯员曲长虹
[采访后记]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同样，人们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认识过程也会有一些迂回曲折。回顾新中国城市50年的历史，系统梳理，理性反思，有助于我们澄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采访中，谈到今天的形势，李准先生多次说到和谐，而这个和谐，和党的大政方针紧紧联系在一起。欣喜之情、殷殷厚望，溢于言表。
[李准]1923年生。中国城市规划资深会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原北京市规划局总建筑师。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