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康，1993年12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15位国家级建筑大师之一，1997年被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2000年获得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名列榜首。2004年获中国建筑学会举行的首届建筑教育奖。他设计的武夷山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作品，曾获得国家建筑设计金质奖并名列我国80年代十大建筑艺术作品第二、三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的建筑设计于1992年获国家优秀建筑设计金质奖。 

    在建筑学家齐康的眼中，他的建筑首先是要有生命的，他会把他的人生经历、他对生命的感悟和他对生活的理解，通过他的建筑鲜明地表现在我们的面前。 

    最广为人知的设计作品 

    在齐康已经参与设计的近两百座建筑里，有一件作品他前后花了20年的时间，这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曾有1000多万人到这里参观，这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85年8月1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建设纪念馆，地点设在当年集中掩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13个场地之一——江东门。 

    1984年秋一个细雨的日子，在纪念馆筹备组同志的陪同下，齐康第一次来到这里。它北临茶亭街东街，面向恽代英烈士就义处（原国民党陆军监狱），东南西三面皆为农田和农舍。场地为边长百余米的近似正方形，由北向南缓慢倾斜，由东向西变陡，高差三米。空旷的场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块纪念馆奠基石碑，旁边放着日本友人敬献的花圈，左侧是刚开挖的浅浅土坑，雨水冲去了表层的浮土，露出催人泪下的累累白骨。当地同志告诉齐康，在整个场地下，到处都是仅有薄土覆盖的白骨。悲愤的波澜激荡着齐康：“我仿佛看到在这覆土之下的无以计数、无以考证姓氏的死难同胞在挣扎，让前来凭吊的生者随之悲痛，为之控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入口 

    卵石广场

    抗日战争时期，齐康的父亲曾为拉贝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时，刚刚6岁的齐康也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随母亲逃往祖籍浙江省天台。 

    齐康曾在一本书里回忆说：1984年秋，当我来到工地时，挖掘出的堆堆白骨刺得我眼睛发痛。儿时的回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小的时候逃难，半夜里往外逃，跑到田埂里头，我现在的脚踝头上还有疤。我逃到外地去了，先是在乡下，后来逃到浙江天台。日本人每年的春天，都要对小小的县城进行轰炸。我们小的时候6点钟上课，8点钟放学，避开轰炸的时间。有一次日本人提前轰炸了，我没地方逃，就逃到家里头祖宗牌位佛龛的底下。轰炸的时候，我哥哥的一个老师没有逃走，大家回来的时候，发现地下都是血迹，他被弹片炸死了。 

    在齐康逃出后，南京城里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血腥大屠杀，他父亲当年也在南京，目睹了这场惨案，30万人变成了累累白骨，父亲的描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齐康的父亲是工程师，南京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在南京，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下到街头收集难民。3年后，齐康为了与父亲会合，登上了一条由浙江返回南京的日本轮船。每每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遭遇，齐康都是情不能已：“在船上，亲眼看到日本兵用皮鞭抽打我们的同胞，我在船舱上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皮鞭把汗衫都打破了，伤口里面都是红肿的。下船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两个人，我才10岁吧，他比我大4岁，我们把小铺盖一个一个往下扔，扔了以后，找接我们的父亲，不停地喊’爸爸、爸爸’，同时听到日本皮鞭的声音也是’啪啪’的这种声音，所以我对日本人有一种深深的痛恨。” 

    四十多年前的这个耻辱的日子，那些惨痛的杀戮事件，30万惨死的南京同胞……民族责任感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触发了齐康的创作激情。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情感，齐康主笔设计了遇难同胞纪念馆。 

    回忆当时的设计思路，齐康提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的南京市长叫张耀华，我记得他在医院的时候，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齐康同志，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场景上用红颜色，鲜血的颜色，刷上30万。他这个提议引起我的注意，也是得到他的一个启示吧，我用建筑的语言刻上中文、日文和英文，因为场地上不可能用血红的颜色写字，所以我就把它刻在了墙上。” 

    纪念墙镌刻着的醒目的中英日三国文字“遇难者300000”触目惊心，转过墙后，由上而下，俯览全景，所见是凄凉一片的卵石广场。卵石广场象征死亡，与田边的青草构成一种生与死的对比。沿着环绕的参观路线，布置了13块纪念石，每块代表一处在南京的掩埋地。纪念馆的正面刻着邓小平同志手书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6个字。  

    鹅卵石地上，寸草不长，几棵纹丝不动的枯树后面是一座母亲的塑像，她悲痛无力地伸着手，找寻她失去的亲儿；在她后面，是半地下的遗骸陈列室，造型像一具巨大的棺椁，强烈的死亡气氛，得到了充分的渲染；而沿边的常青树和石砌小径，片片碧草，使人感到生气和生命，一种“野火烧不尽”的无限生命力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紧紧地扣住了“生”与“死”的主题。当人们走进如同墓穴的陈列馆，那一幅幅地狱般的画面让人震撼，仿佛感觉有撕裂人心的哭声在空间和时间中不断地回荡。 

    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先后获得“中国八十年代十大优秀建筑设计奖”和“中国九十年代环境艺术设计十佳”等殊荣。 

    1996年8月，全国政协委员齐康先生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议，纪念馆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人、日本人，乃至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999年，齐康院士提出了纪念馆的扩建问题。在“扩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侧用地等的建议”提案中，他明确提出应按申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规定扩展纪念馆的用地范围。 

    纪念馆建成之后的18年里，但凡有事或活动需要，齐老几乎随叫随到。从1984年到2002年总共三期纪念馆的设计费，齐康分文未取，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至今，先后接待中外观众1000多万人次。胡锦涛、李鹏、朱基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树等外国友人都曾经来这里参观。 

    1989年杨振宁博士来南京，到了机场，他提出要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齐康陪同他沿着纪念馆卵石铺面的广场绕场一周，将出门口时，杨振宁突然深沉地对齐康说：“这座建筑设计作品是成功的，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事件，我在青年时代，经历过那种压迫的苦难……”他又说：“你能给我一套纪念馆的幻灯片吗？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曾有的这一段过去。现在的一些学生们，总认为世界已经和平了，大同了，但他们还应当懂得历史，这是事实。” 

    而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终于要扩建了。作为纪念馆的设计者和首个提出扩建建议的人，齐康教授有着太多的感慨：只要人类历史在不断发展，为了和平、自由、尊严，人们总要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并将感情转化为纪念物，追思历史，期望美好的未来。 

    当然，建筑创作常常会有遗憾。施工的质量，石料的拼缝，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加上施工期短，带来了质量上的种种缺点，如屋顶漏水和地基下沉，特别是尸骨陈列室场地地面排水的最低处，每逢雨季需用水泵抽水，修改也难，这是十分令齐康遗憾之事。 

    拜在名师门下启蒙学艺 

    笔者在采访齐康先生的时候，很希望聆听他一生致力于建筑工作的不平凡经历。而他讲得更多的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刘敦桢和童先生，他追随多年、久蒙恩泽的先师。 

    齐康1931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南京市。他自幼酷爱绘画，7岁时得到姨母的悉心关怀。姨母是一位中学美术老师，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常从教堂里带回画片，让小齐康照着临摹。这些图片深深吸引了他，也激发了他对绘画的热爱。 

    齐康的父亲齐兆昌是中国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建筑师之一。他先就读于之江大学，后赴美半工半读，学的是土木工程。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回国后长期在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任工程部主任，冯玉祥曾请他弃教从政，他婉言推辞了。当时，齐兆昌相当于南京地区教会的总建筑设计师，除金陵大学的基建工程外，金陵女子大学、中华女中、金陵神学院，以及教会的其他建筑都是由他主持建筑和管理的。现在南京大学的教学楼西大楼，以及甲、乙、丙、丁一片宿舍区，都是当年齐兆昌设计的。解放后，他一直在南京大学工务科工作，一生以建筑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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