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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坚：寻找土地之神 |
|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俞孔坚 日期：[2006-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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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的灾难
印度洋海啸灾难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涉及科学、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我是一个城市规划师和景观规划师，而景观规划以协调人地关系为宗旨。所以，我今天也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思考所基于的事实是：灾难发生在一个文明时代的“天堂”里，美丽的花园、豪华的酒店，瞬间成为废墟；夺走了近30万人的生命，其中不乏受现代科学知识武装的文明人群；相比之下，偏远岛屿上孑遗的史前部落却能在大难中安然无恙；科学家检测到了地震的发生，科学知识也告诉此后必有海啸，却未能使陶醉的人群免于死难。
海啸灾难是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开始思考中国当下城市化背景下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问题。
思考之一：国土生态安全乃头等大事。几千年的文明并没能使人类摆脱自然灾难的威胁，它们随时都在身边发生。华裔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上世纪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景观的恐怖》，讲述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景观：森林、沙滩、河流、城市，实际上都潜伏着灾难的恐怖。世界上的许多文明是在突然降临的自然灾难中消失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认识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史学家认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组织治理洪涝灾害的需要而发育形成的。
国土生态安全，是继人口问题之后，当代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和西方宗教的伦理，靠避孕套、手术刀、开荒斧还有“袁隆平”成功地应对了人口问题，那么，谁是保障这片超载土地上生态安全的“土地之神？”
思考之二：“超人”意识和虚拟世界导致灾难临头：面对30万文明人群的尸体和史前部落的逃生奇迹，我们不禁要问：在应对自然灾难方面，人类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美国有一部关于星球大战的电影，描绘人类在面对外星人时，是如何大规模出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来壮胆的，结果，在外星人的神秘武器下瞬间灰飞烟灭，倒是人间柔弱、优美的音乐，最终将外星人制服。
我们通过机器强化和延伸了四肢，通过电脑和信息处理技术扩展了大脑，使自己成为“超人”；近现代技术使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抽象化的世界中：500年一遇的水泥防洪堤团团包裹着城市，以至于在河边而看不到水竭水满，在海边而听不见潮涨潮落；我们渠化和管化大地上的水系，以至于不知道水从河来、水边还孕育生物；我们斩山没谷，“三通一平”，以至于忘记了地势之显卑。我们对真实而完整意义上的自然越来越陌生，不再有机会像史前人那样，像田里的农民那样、像海边的渔民那样，感受她的呼吸，领会她的喜怒表情，对大难来临前的种种预兆漠然置之。
因此，如何让城市与自然系统共生，使现代城市人能感受自然的过程，是塑造新的和谐人地关系的基本条件。
人类对大自然有天生的敬畏和热爱之心，敬畏是因为千百万年她不断降灾难给人类，并在其基因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热爱，是因为大自然赐人以食物和庇护。人类这种天然之心正是萌生“神”与宗教的土壤，也是大地景观吉凶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本源。如果我们过分依赖近现代科技赋予我们的“超人”能力，而将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自然人的能力抛弃，将“神”或敬畏之心彻底埋葬，灾难必然降临。“超人”诞生宣判了“神”的死亡，“神”死了，则人不得不死。
所以，我们在拯救人类之前，须首先让“神”复活，而神的复活有赖于放弃“超人”意识，回到真实的、平常的“人”。
思考之三：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识：史前部落在海啸灾难中的安然无恙，显示了乡土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分为非物质遗产和物质遗产(在这里特指大地上的文化景观)两类，人类关于自然灾害的经验往往通过它们保留了下来。前者如祖先的遗训、风俗习惯、某些听似神秘的禁忌等。后者是大地上的乡土文化景观，是人地关系实验的产物，是千百年来当地人与自然力的不断较量、调和过程打在大地上的烙印，值得我们保护和珍惜。
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在一个人口与资源压力下的城市化时代，我们不能指望前科学的“巫”与“神”及其留下文化景观来保障当代中国13亿人的生命安全；新时代需要新的“神”。
思考之四：科学技术是干什么的？有了科学技术，还缺什么？
“泰坦尼克”的沉没不是因为船不够坚，而是因为太相信它的坚固了。中国古代关于大禹和其父鲧的不同治水哲学及后果似乎妇孺皆知，但我们何尝又不在重蹈鲧的覆辙呢？当今我们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战略恰恰是在用巨大的人类工程、片面的科学技术，打造对抗自然过程的“铁甲车”。可考察中国近代洪灾的历史，可以看到，造成最严重的灾难后果的恰恰是因为人力与自然力长期对抗和较量之后，而最终因为人类“铁甲车”的失误而带来的，如决堤、决坝导致的洪水灾难。
印度洋海啸灾难中，科学似乎没有责任，因为科学家已经检测到地震并告诉人们它将伴随着海啸。所以，不是因为科学没有价值，而是科学并没有完整地、全面地进入人们的信仰和伦理体系。
在前科学时代，有限经验知识，通过宗教和伦理，牢牢寄生于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中。自然中的所有现象，都被视为“吉”或“凶”的预兆。比如，中国古代“风水”相信曲直蜿蜒和连续的河流才是“吉”的，才可安居；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蜿蜒的自然河流有利于削减洪水能量、避免洪水灾害。可我们当今的防洪工程恰恰逢河必坝，遇弯必裁。科学知识，完整意义上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并没有变成我们明智地利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而是被片面地、“断章取义”地误用。
概之，人地关系的哲学不应该是斗争的哲学，而是“和合”的哲学；科学技术不是用来制造“超人”对抗自然力的，而应该是用来协调人与自然力关系的；科学必须插上伦理的翅膀，才会成为播撒美丽的天使，否则只能是毁灭自然和人类的“撒旦”。
我们必须在关于自然的科学技术、关于灾难经验的文化遗产和关于土地的伦理中，寻找当代护佑我们免受自然灾难的“土地之神”。
充满“神灵”的土地：灾难经验演义文化景观
约4000年前，一幕震撼人心的惨剧场面：在一侧墙脚，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望救世主出现：在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中，一双惨烈的尸骨，记载了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凝固了将人类在自然力面前无助和对超感知的“神”的企望。正是一起包括洪水、山洪和地震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导致喇家村落的毁灭。
类似的灾害经验在古代中国相当频繁。基于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灾难经验，对大地山川进行趋吉避凶、逢凶化吉的操作，是中国五千年人地关系悲壮之歌的主旋律。
如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大地规划师；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满不过肩，竭不过膝；更有遍布大小城镇和村寨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
在云南哀牢山中，分布着一个古老的水稻民族———哈尼族。在这里，海拔2000米之上是世代保护的丛林，高山截流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云雾弥漫，是属于“神”的“龙山”；中部是属于居住和生活场所，海拔在1500米～2000米之间，来之“龙山”的甘泉，流趟过家家门前，涤尽生活垃圾和牲畜粪便，灌溉下部的梯田；寨子以下则是层层的梯田，那是属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在天地—人—神的关系中，人获得了安栖之地。
在贵州省的都柳江两岸，分布着许多侗族村寨。每个寨子都无一例外地分布在蜿蜒江水的凹岸坡地上，寨后山上是一片比寨子更古老的“风水”林，这是一片禁地，里面停放着祖先的遗体或骨灰，寨规是“伐一棵树，罚一头牛”；每寨必临一片卵石滩地，这里水涨水落，鹅鸭与儿童共欢；而耕种的梯田却在对岸的山坡上，或者在被绿色的“风水林”隔开的同一面山坡。尽管山地的塌方和泥石流时有发生，而寨子却几百年来安然无恙。
大小乡村的景观规划是如此，古代城镇的设计无不以山水为本，依山龙水神，而求安宁和谐之居。早期西方传教士们视盛行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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