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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正在重蹈发达国家覆辙 |
| 来源：解放日报 日期：[2005-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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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张在元1950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现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17项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奖获得者。1984年任武汉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同年辞职到武汉大学创立建筑学系。1995年获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著有《天地之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高科技区规划设计模式》（美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混沌空间》、《空间设计构思与表现》、《红环0.18》等。2000年以来，作为喜马拉雅空间设计的首席建筑师提出“广州生物岛”与“北京国际电子总部基地”等项设计作品。
如果将人类社会比喻为地球上的一棵大树，那么城市就是这棵大树的年轮。城市记录人类思想、情感与成长过程的所有片断。一代又一代人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表面来去匆匆，只有城市仍然屹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城市文明是中国文明进入世界四大文明体系的奠基石，中国历史的投影与缩影集中于历代都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也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中国是一个城市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城市文明被破坏的古国。中国城市经历无数战乱与天灾人祸而延续存在，城市生命力的基因凝固于中国文化的自主体系。
城市“发展”词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时代精神的时尚术语。“发展”是城市进步的硬道理。同时，我们必须考究城市发展的软道理。
城市面临重重危机
来势迅猛的“现代城市硬件”的冲击前所未有，城市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危机———城市模式的雷同性日趋增强、城市文化的差异性逐渐模糊，趋于沉重的交通负荷压力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益……
欧洲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大规模离开乡村流入城市，蒸汽机、地铁、汽车、电梯、电灯、电话、电影、抽水马桶以及装配式建筑改变了世界城市的布局及其命运。
现代城市理念在“工业革命”时代萌生，城市开发模式在“工业文明”四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基础上渐变形成，城市规模随工业区扩大而急速膨胀。欧洲与日本在“城市硬件”方面率先受惠于“工业革命”系列成果，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领先于世界。
未能经受200年“工业革命”洗礼的中国城市与其说是在20世纪末叶20年期间快速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成果，不如说是突然受到“工业革命”成果的冲击———从地铁到高速公路、从集装箱到超级市场、从地下车库到购物中心……来势迅猛的“现代城市硬件”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心态及生活与工作方式，对于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程度前所未有，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也在发生激变。与此同步的城市发展在“普及”、“深入”与“交织”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系列城市危机———城市模式的雷同性日趋增强、城市文化的差异性逐渐模糊，趋于沉重的交通负荷压力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益……
面对多元文化的内外渗透以及社会各类组织的多重整合，城市规划、城市开发以及城市管理的“盲区”与“误区”与日俱增，城市控制、城市管理如何从系统上予以敏感而又切实的应对？城市高层几乎束手无策。
如何面对前车之鉴？中国城市现状是否正在重蹈发达国家覆辙？
当以网络时代为标志的新“科学革命”将全球城市连成一体之际，中国城市开始跻身世界城市之林，信息与生活开始同时在同一地平线上流动……此时，在世界城市背景下，在强调硬件经营的城市开发过程中，面对无数困惑与危机，我们应当更为冷静而又清晰地思考关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基本层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决不是全球城市一体化；中国城市发展与危机同步，从根本上处理与应对危机并不仅仅依赖“硬道理”，还需要立足于城市思想与战略的“软道理”。
“城市流行病”蔓延
各类城市“大动作”尽管被媒体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开发结局几乎很少予以冷静反思与检讨。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纪末叶，毋庸置疑，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从国家到城市、从环境到资源、从自然到文化也都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不少关于诊治“城市病”的应对政策以及整治城市环境的应急措施，尚未从根本上把握城市发展的命脉与文脉。究其原因，与过于注重各项“经济指标”叠加而成的政绩，或者一知半解地追逐装点表面化的重点项目不无关系。各类城市“大动作”尽管被媒体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开发结局几乎很少予以冷静反思与检讨。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项目“锦绣中华”，于是，雷同或类似“锦绣中华”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结果昙花一现，绝大多数中途夭折或最终倒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仿古一条街”风行全国，假古董盛行，扭曲传统与地方文化，至今留存非常有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模仿美国硅谷开发模式，许多城市的高新技术园区均以“谷”命名，诸如“光谷”、“天堂硅谷”等不一而足。
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场风”几乎刮遍全国；更有不少中小城市不切实际好大喜功建大广场，内容大而空、形式大而无当，劳民伤财。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天地”
在上海旧城改造进程中问世，随之各地类似或雷同“新天地”的项目风起云涌，似乎评价城市旧区改造的成败仅仅需要以与“新天地”的仿制距离来衡量。
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大学城风”遍及南北，攀比规模，唯恐落后。对于大学迁址以及规模扩大通常搞“拉郎配”以及“快速扩张组合”，而没有对大学本体的教学与研究实际需要进行前期必要论证，导致一些大学战线过长，管理失调，出现系列困境。
21世纪初，“会展中心热”在一些城市有增无减；会展中心确实利用率高吗？在运营成本上确实可以实现自给吗？结论仍然不明朗。其实，多数已建成的会展中心闲置率高，需要政府巨额财政补贴。可是有谁曾经向纳税人说明这些城市财政的隐忧呢？
CBD（城市商务中心区）旋风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城市都在比拼，竞相建设引以自豪的标志性CBD；与其同步的“流行病”是从北京传出的SOHO热，从项目商业策划、规划直至上级主管审批，无不以挂上SOHO为现代标签；
中国地域文化与经济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每一座城市接受“CBD”概念的规划与发展模式应该有所区别。20世纪90年代，某大城市有一个军用机场交给地方，城市有关部门决定以此机场基地开发“CBD”。在项目论证阶段，有学者提出：“如果我们作出对立思考，在这个机场不开发’CBD’，而是逐步开发成一个’城市森林公园’，对于改善城市居住生活品质不是更为适当吗！本市人均绿地拥有率在全国城市之列偏低，机场周边皆为居住密度高的街区，如果这里有一座’城市森林公园’，将会卓有成效地提高城市整体性居住环境品质。”
目前，对应于市区所留存机场如此大规模的“宝贵空地”，中国城市决策者关于城市发展的习惯性思路是将“空地”变成效益高的房子和商业广场，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建什么“城市森林公园”！甚至会嘲笑提出“城市森林公园”建议的学者是多么天真和“缺乏商业头脑”！
此外，“大剧院热”、“市政中心迁址热”与“标志性建筑热”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城市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及政绩重点往往是那些显而易见的重点项目……
“城市流行病”与“跟风热”的根源在于缺乏具有独立思考的独特城市发展战略，思维模式与决策途径仅限于“硬道理”。首先是打造张扬性的城市排场“规模”与“表象”，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发展浮夸风，制造了一系列“豆腐渣工程”与“破坏性开发项目”；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经济”，却在本质上忽视了“城市生存空间品质”。
反思中国城市发展过程遭遇“流行病”所产生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病根在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于城市发展前景预测不足。当时，我国极其缺乏既具有国际视野又熟悉国情的城市战略家，以致在全国城市发展起步阶段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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