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志华教授的述说里，仿佛他可以听见那些散佚在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里老建筑的呻吟声，那些熬着风湿一样的残损，以及被时代抠得满身伤痕的乡土建筑发出的叹息。它们在他眼里，是有呼吸的。陈志华满头白发了，仍然一年一年地赶往全国各地的小山村，去探望这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老建筑，以及风土人情。

    陈老师总是不断地强调：“一定要多写写那些学生，她们不计名利地跟着我跑乡下，没有她们，我什么也干不了。”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馆南楼303房的乡土建筑办公室里，陈老师总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先回去歇着吧，不要累着了。他时不时拿出在农村调研中为当地农民拍的片给我们看，脸上还有回忆带来的笑容，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是最善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放松，很快乐。 

    个人档案

    陈志华，1929年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1989年，陈志华开始研究乡土建筑。 

    [关于乡土研究]

    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 

    1989年开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退休，开始研究乡土建筑。他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近年，指导研究生做了浙江省诸葛村和江西省流坑村的保护规划。已经出版了《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张壁村》、《碛口村》等研究著作。

    陈志华在《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乡土建筑的认识价值：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文化，认识生活。进而认识中国农民直至中华民族。” 

    南方都市报：这16年来，您搞乡土研究吃过什么苦头？ 

    陈志华：从1989年至今，我和楼庆西、李秋香两位老师，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主要是希望赶在乡土建筑消失之前，尽可能地抢救下一些资料。

    这些年也吃过很多苦头。首先是钱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全都靠化缘。就是采用“卖青苗”的办法，预先把调查卖给台湾的出版社，他们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预支。事实上，有些工作成果给了他们10年，都没有出版。不过，因为台湾的稿费标准比大陆的高，所以他们给我们一本书的稿费，我们可以用来做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按约交给台湾的出版社，另一个题目便可交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目前，给了台湾的出版社12本书，出版了4本，而在大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了11本，重庆出版社出了4本，三联出版社出了2本。

    前几年在广东的一个侨乡，我们被安排在整条街上惟一的供销社小客店里，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睡的是大通铺，盖的被子都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棉絮里是什么东西，黏乎乎的。晚上一熄灯，四壁就有东西在爬，不知是什么虫子。早上一觉醒来，发现我们去调研，而旁边床铺的则去街上要饭。——原来我们一直是跟叫花子睡在一起的。客店里那些洗脸厕所间都是全敞开的，与我们的女学生的门之间是没有锁的。男同学给她们买了一个插销，当天就被这些叫花子拧断了。男生只好帮女生打了几桶水，才把门给堵住。

    吃饭也吃不饱。在广东，十五块钱一天的标准其实已经很低。尤其是当地的食堂五点就下班，等我们调研回来，早就没有可吃的了，都是凉饭凉菜，食堂师傅还满脸不高兴。那些男生整天饥肠辘辘，到后来，都去买酱豆腐当菜来下冷饭。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北京到温州，我都60多岁的人了，经常硬座一坐就坐了33个小时。到了杭州，还要换长途汽车。那时候的长途车就是那种除了喇叭，全身都响的车。问司机多久能到，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骗我们，因为那条公路不停地塌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据当地的一位主管交通的官员私下说，90年代，从杭州到温州这条路，平均每天出死人的车祸8次。有一年的8月15日，我们单坐汽车就坐了21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是凌晨1点到达温州的，早上7点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还经常坐“蹦蹦车”，就是拖拉机改装的一种小车，12个人花25元包了一辆，10个人挤在车里，2个人挂在车外面。我们的工作需要四处跑，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可走的不是马路，而是机耕路。如果下雨，烂泥就很深，蹦蹦车开不动，我们只能下来推。如果不下雨，则漫天黄土，烟尘漫漫，只要前面一有车，后面就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依赖开车的人对路的熟悉瞎开。有一次，我们前面有辆车，路上完全烟尘弥漫，都成了睁眼瞎；忽然烟尘没有了，我们反而纳闷了。一看，原来前面那辆车掉进河里了，幸好河床是干涸的。

    一整天下来，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成了黄颜色。我们雇了一个当地的女孩给大家做饭，可她竟不会用铝锅做饭，总不熟。李秋香老师刚刚在外调研一天回来，不得不亲自给大家做饭。

    一次，我们到达潘村已是晚上，天气非常热，四周一片漆黑，全是悬崖。我穿着裂开了大口子的千层底布鞋，劈叭劈叭地响。大家找到一个空房子住下，连水都没有，更洗不了澡，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有两个空房间，床上太热，我干脆躺在地板上，地板上都是缝，我只要朝哪边躺下哪边就有汗；那两个女学生在另一个房间还把门窗都锁上，估计更热了。第二天一早，我当务之急就是花了五毛钱把鞋给缝上了。

    我们在村里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市政府看到我从北京带着学生过来，住得苦，吃得苦，觉得奇怪又紧张：是不是特务？想干什么？他们不想负起任何责任，便通知乡政府：不许接待他们。市里派了很多人来赶我们走，副市长还亲自过来，要当地不得卖饭给我们吃，不给地儿住。他的理由是：要开人大会了，要把供销社的房间全包了。供销社的小店服务员连夜赶我们走。后来，供销社带我们去住烤碱的地方，男同学住在烤碱的小房间里，女同学和李老师则睡在灶台上。我被安排在一个拖拉机房里，四面全是漏风的，而且还养鸡。我特意点了一下，一共有30多只鸡，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鸡粪。后来，还是李老师想办法给我找了一间没建完的房坯，四面有墙，尚未封顶，檐上全停着鸟。等我早上醒来一看，被子上落着的都是鸟粪。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到过在宁夏甘肃陕西边界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全都是黄土地，极少下雨。偏巧我们就赶上下雨，一走鞋子就带起一大坨泥，大家就拖着这坨泥走来走去。我们去考察一个土地庙，那里连路都没有，走的都是放羊人走的路。这个村子里非常穷，侏儒很多，形容奇特，因为都是近亲结婚的结果，看着很揪心。有的一大家子人总共只有一只碗。我们还赶上了一次婚礼，就把这个仪式从头到尾记录下来了。那家人在当地算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了，婚礼的全过程中，只有清清楚楚的6片肉，放在最抢眼的地方，摆在家门口迎亲的板凳上，专门留给舅舅吃(舅舅是娘家的男性，权威很高)。这位舅舅仅是礼节性地吃了一片肉。

    我们还看到，陕北米脂人平时吃的就是汤，他们把黑豆砸扁了喝汤。 

    南方都市报：在这些年里，最让您痛心的是什么事？ 

    陈志华：最痛心的就是那些官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就在百姓都在喝黑豆汤的那个县，我们到了当地的招待所，那里招待所条件很好，大厅铺着大理石，有中餐厅、西餐厅、歌舞厅、桑拿室、卡拉OK厅，一个也不少。我们刚刚在当地百姓家喝了黑豆汤，赶回县里，县政委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鸡鸭鱼肉，还有虾、甲鱼等海鲜。当地的党委书记居然说：“别看我们这里穷，但这些鸡鸭鱼都是活的，都非常新鲜。”县长不在。他们告诉我们，县长去美国了，考察当地的城市建设了。我还很天真地问：是不是县长回来以后，要调任主管建设方面的工作了？他们说：县长回来就退休了。这是福利，是政治待遇。

    你说，我能不痛心吗？

    一般在筵席上，我们都是吃两口就走，那些官员就留下来继续吃。在安徽某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看到村里只有一条机耕道，大坑摞小坑，就去了县里，建议修一修，开展旅游，并帮助申请了3万元，帮助这个乡修路。第二年，我们又去了这个乡，机耕道比第一年更破了。乡里没想到我们还会再来，对我们非常客气和热情，非要我们去吃饭。原来，乡政府把修路的3万元拿来在乡政府大院里盖了一个小饭馆。类似这样的情形非常多。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下来的？最让您欣慰、感动的又是什么？ 

    陈志华：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地的农民对我们非常好。在楠溪江，当地连小卖部都没有，更没有地方吃饭，买卖全靠货郎担。但中午走进任何一户人家，推门进去，主人不会问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不问你来自哪里，一定会给你做饭吃。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养蘑菇的地方，累了就睡，主人还特地拿自己酿的酒与我们共饮，女主人听到货郎的号角就会跑出去割一块肉，用梅干菜烙饼给客人吃。

    一次在广东考察，我带着一个女研究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当地气温已有40多摄氏度了，路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地面温度估计有50摄氏度——女学生中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