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与大师对话——贝聿铭谈建筑风水 |
| 来源：深圳搜房网 日期：[2005-11-3] |
|
-----------------------------------------------------------------
|
贝聿铭的建筑设计被人称为“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他已经八十高龄，又担当设计中国银行在北京的总部大厦。他在事业中存有什么遗憾，对中国城市建设又有哪些忠告，请看我们的独家专访。
我采访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有观众来信问我，你最想采访的人物有哪些，那我要告诉你：不管这个名单有多短，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肯定是其中之一。最近，我利用他在北京的时间采访了他。为什么一定要采访贝聿铭？我想我的回答也非常简单：因为在我看来这位老人身上有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很多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却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比如说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人，但是他又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美国人；他在同行中是一位广受推崇的大师，但是又在政界商界和社交圈里人缘极佳；他设计的五十多件建筑作品散布在世界各地，在它们刚刚建成的时候，往往招来非议，但是不久又能够成为当地人的骄傲，或者成为那个城市的一个标志；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却让每一个跟他谈话的人感到平等和自在。你说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去跟他聊一聊吗？
杨：贝老，您今年已经81岁高龄了，通常老人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家里含饴弄孙，享享清福了，但是您这次到北京来还要去视察您设计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工地。
贝：应该的，是免不了的。不过，如果美国和中国离得近一点就好了。（笑）
杨：现在中国银行的大厦建在西单附近，也是在长安街附近吧。
贝：是，所以它的层高不能太高。这块地很近天安门，不能造高楼，这是我自己最早时对谷牧副总理说的。不过同时这块地那么大，大了以后看起来好像不大舒服，所以唯一的办法是里面挖空，做一个花园。
杨：您在纽约早期设计作品的时候，也特别注意空间的感觉，让人有一个呼吸的空间。
贝：建筑空间跟建筑是离不开的，你要谈建筑就要谈空间。空间有好几种，玻璃顶下来，里面做一个花园，这是一种空间；其余比如像香港中国银行，地很小，那个房子很高，所以那里面的空间不容易处理，你明白吗？
杨：对。
贝：北京的正相反，北京这块地很大，房子低，房子不能造高……但是因为地大的缘故里面可以挖空。
杨：在北京的中银大厦，您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去表现它呢？
贝：我们中国园林是很杰出的，所以我希望有民族性的风格，不是在这个房子上面做文章，而是在花园里面做文章。
杨：您的祖上曾经拥有苏州著名园林——狮子林，您小的时候也常去苏州，会不会把苏州园林放进中国银行？
贝：苏州的园林摆进去，可能气派不够，轻巧玲珑的东西配不上去的。银行需要看上去非常稳固、安全的样子。我会用不少竹子，但石头不能用太湖石，而要去昆明找。
杨：贝老，您相信风水吗？
贝：建筑师都相信风水的。不是迷信的风水，风水有好几种，比如说我们建筑要摆房子，要背山傍水，这也是风水。我觉得风水我们应该相信的，可是风水如果弄得太过分一点，那就变成迷信了，这个我反对。
杨：您在香港设计的中银大厦，被很多香港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风水，他们说这座大厦像个三棱的刀。旁边的居民都装反光镜，说要把这个刀光挡回去。还有汇丰银行上面，好像架了个水泥的机关枪。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有一个锋面是对着港督府的，港督府一开始种柳树来挡，后来柳树也死了一次，然后再种上柳树。您对这一切觉得很好笑吗？
贝：当时不是笑话，报纸还攻击我……。但是我对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和他的夫人说，谁叫你们把香港的地价抬得那么高？我只有这么一小块地，当然只有往高处造。
杨：我听说当时您的预算只有一亿三千万美元，是不是这样？
贝：那时候北京说一亿三千万美元，不能多出，过了五年还是一亿三千万美元，所以这个条件是非常难。
杨：汇丰银行当年建的时候就花了十亿美元。
贝：我记得，多八倍，他们有钱。那时候有人说，你为什么只能花那么多钱，我说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家，所以我用钱要很节省，替人家想。
杨：所以最后在整个的钢材上，您节省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同时也减少了很多焊接点，省了很多钱。
贝：这个完全是结构方面出来的，所以这个尖的棱角，也是结构里面出来的东西，因此很难跟风水先生谈这个问题。
杨：但是人们说您也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比如您一开始在香港设计中银大厦的时候，曾经设计过有一股泉水，是从后门进去前门出来，后来人家说水就是财，您这样就破财了。您是不是取消了这样的想法？
贝：有是有，风水先生说得也很对，我用水，这个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的，我接受这一点。这个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了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有点地方我信的我就做。
（建筑物往往代表着权利，特别是那些城市的主要建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绝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更是一门政治。比如说香港中银大厦的风水问题就曾经被政治化过。贝聿铭对我说他并不迷信，但是他也懂得要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让步。在我看来这就像跳探戈舞，有进有退，是建筑之外的一门学问。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贝聿铭之所以两次接受了中银大厦的设计业务，也是缘于他的一种怀旧情绪。因为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贝祖贻创立了中国银行的香港分行，而且在他生前曾经对贝聿铭说：银行的设计必须看上去显得非常安全。）
杨：在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方面，您一直比较慎重。连续两次为中国银行设计大厦，恐怕是跟您的父亲贝祖贻先生曾经做过中国银行的行长有关系吧！他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对您接手香港的中银设计发表过什么意见？
贝：他让我自己决定。不过，我和中国银行的感情很深，因为小时候在香港，我常到中国银行去，来来往往的，那有很大的作用。
杨：您现在在北京街头走过，或者去中国其他一些城市访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现在在城市的建筑规划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也经常在各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我就觉得每个城市都很相像，无非是那样几座五星级的酒楼，那些酒店可能是国外的某个酒店的一个拷贝、一个翻版。街上有很多这种装着彩色玻璃的建筑，在北京为了表现中国特色，总要在上面加一个琉璃瓦的绿帽子或者黄帽子，好像穿洋服戴瓜皮帽一样，总给人一种不完整、没有特点的感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
贝：有，免不了的。文化跟历史非常重要，北京有很悠久的文化历史，可是不少都被破坏了。譬如北京的老城墙，拆了以后城市面貌也变了一半。
杨：那时候梁思成先生也是很痛心疾首的。
贝：对，我跟他在美国谈过这个事，谈过北京城墙的事，可惜太迟了。你看看巴黎，你要造高楼，就到外围去造。这个办法是对的，所以整个巴黎老城可以保留。
杨：我几个星期前刚刚去过巴黎，我觉得那个城市的确是我见到的在规划和建筑方面最美的城市。我甚至觉得巴黎人都太奢侈了，他们把这些艺术品当做住房，我觉得都是可以进博物馆的东西，我们北京应该也可以的。
贝：是，太迟了，都拆了，四合院，现在有多少存在？大概很少了。所以我觉得北京太迟了。西安的城墙倒还保留着，城墙保留可城里面是空的。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贝聿铭先生的设计生涯。他生于1917年，17岁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设计。31岁的时候，他辞去了教师的职务，接受了美国房地产巨商泽肯托夫的邀请，开始从事商业住房的设计，之后又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他设计的项目，一些有代表性的，包括像美国国家艺术馆的东楼，约翰肯尼迪纪念图书馆，还有巴黎罗浮宫的重建工程等等。他的这些建筑，被人称为是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也成为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他一生得到过无数的荣誉，设计的作品包括像博物馆、艺术馆、办公大楼、钟楼，甚至还有摇滚音乐厅。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及世界的各大城市。那么他对于中国目前的城市规划又有什么高见呢？）
杨：现在在国内来说，政府也的确是很有意地保护一些历史古城，就像您说的整体的一种保护。比如说离苏州不远的周庄，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山西平遥过去不是有很多钱庄吗？它们有高大的屋墙，有北方的那种大的院落，那儿也被保护下来。中国很多建筑家，如阮仪三先生，很致力于这方面的保护，我觉得他们做得蛮好的。
贝：对，我去年到黄山去，就去看那儿有一个县，叫黟县，那附近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是高墙。（calon注：原来电视上是这样说的：“……那儿有个县，名字很怪，叫黑多县”，当时笑得直喷饭)
杨：那属于“徽”派的。
贝：那个也值得花一点时间去考虑考虑，黄山市当然我们都知道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