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史建先生的居所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忙了一整天的史建先生脸上略显疲惫，但还是热情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在并不十分宽敞的两居室里，排满两面墙壁的书架，错落有致地排放着有关建筑的各类书籍，不禁让人肃然起敬。随和可亲的史建先生让我想起自己大学时的导师，谈话自然切入到访谈，以下即是采访内容，“史”为史建先生的简称。
    
    ▲对于现在别墅概念的探讨，您是如何看待的？对于理想的人居环境，也就是适合老百姓居住的别墅是什么样呢？
    
    史：中国传统中“别墅”的含义是指家宅以外另建的供游息用的独户住宅，当然，它应该建在郊区或风景区，所以古代也称别业、别馆。这样的别墅一般都有宅园而不是宅院，是暂时脱离城市喧嚣而偷得短暂休息的地方。但是眼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受限于被商业公共领域操纵的流行趣味，一方面无视旧城大量正在烂下去的真正的宅院，一方面却在遥远的郊区享受着拘谨造作的、被冠以别墅之名的都市宅院生活。 

    只是在十几年间速成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迅速更迭着生活空间，从最初的生存需要，到生活需要、面子需要、趣味需要，由于他们仍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时期，短时间很难建立起内心精神空间的需求与表达模式，而只能在现有的流行趣味模式中寻找临时的替代和模仿——他们是否会在欧式、美式或中式准别墅中安身立命，或者哪怕只获得短暂的安息，这才是最根本和最值得关注的。
    
    ▲您曾说“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面对城市这一复杂生命，我们如何呵护，小心关爱她的成长，才不至于让她因为我们的疏忽或者过错而让本来美好的容颜到最后却变的面目全非？
    
    史：城市虽是人的营造物，但有其自身的生长逻辑。城市规划实在是一个没有绝对正确答案的难题，似乎世界都在把欧洲的城市作为楷模，但是美洲和亚洲的城市或者成为汽车城市，或者成为混杂城市，而处于超城市化时代的中国城市，生猛地汇集着、复制着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一切弊病，以至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要联合印发《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强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的建设，开始清理城市各类广场、道路建设项目。有意思的是通知对道路的宽度和广场的面积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件如果执行得好，能确保不出现“坏”城市，但却不能担保出现“好”城市。
    
    ▲作为建筑评论家，您的中国本土建筑文化的四重困境这个观点是否过于悲观，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对中国本土建筑文化的未来失去信心，您认为有没有突破困境的办法，如何让国人重拾信心，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史：我并不是对本土文化感到悲观，而是对它在现代以来被解读和用于延续的几条路线感到悲观，认为从形式和符号角度强行拆解的中国古典建筑文化中是寻不到出路的。前几天在广州，与广州美院建筑与环艺系的老师讨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莫伯治为代表的岭南新现代建筑，如白天鹅宾馆、岭南画派纪念馆等，现在看来仍然是既具有传统精髓又具有文化自信的，可惜广州的建筑师没有把这一趋势延续和发扬下去。 

    其实，就是在“形”的方面，延续和突破传统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例如印度现代建筑大师柯里亚对传统砖和院的创造性运用，他更为令人尊敬的，是坚持为穷人建造房子，并且关注当地的气候环境。眼下中国的地产商、中产阶级和建筑师都大家都在追求院落建筑，但是在建筑技术和建筑空间上都没有突破传统，都不是在现代主义的基点上做突破和探讨，还只是追逐表面和符号化的东西。
    
    ▲一直生长生活在天津城的您对天津的城市建筑有没有特别的感受，或者说对这个城市的规划与建筑有无想往和期待？
    
    史：在我的一篇《善待城市》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天津的城市改造，因为缺少对城市的人文关怀而失去了很多应保留的建筑。我生长和曾经长期工作在天津，现在虽然已在北京工作，但是对这个城市的规划还是痛心疾首。现在的天津城已经变成拼贴城市，原本就在拼贴基础上的天津城再拼接的结果就是整个城市的迪斯尼化，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城市、尤其是有着大量历史建筑遗迹的旧城，是值得善待和敬畏的，当我们还不了解其精髓，当我们还不知道它的运行规律，当我们还没有正确处理它的经验、智慧、财力、耐心和修养，不如先让它凝固，或者先让它恢复自身的生长与修复的能力。
    
    ▲“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真实、不矫揉造作。”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城市的自然生长，但是完全自然的生长是否就是好的城市面貌，而没有认为规划的结果也让人担心，如何在自然生长和认为规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作到既有认为规划又是自然生长呢？在这方面，您是否认同俞孔坚的“反规划”理论，也就是只规划保护的区域、绝对不能动的区域，其他的靠自然生长？
    
    史：现代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理性规划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当然应该反思和置疑这种理性的合理性，但是因此而呼吁城市完全自然生长，是非理性、不负责任的，也是没有操作性的。我认为要使城市自然发展，必须让规划受到民间力量（包括媒体）的强有力的制约，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在规划与制约的“拉锯战”中被营造出来。
    
    ▲您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张永和建筑师，对他的文字和在建筑方面的成就都大加褒奖和赞赏，这是否也是一位建筑评论家对建筑师的惺惺相惜？
    
    史：：我对张永和的评价其实一直都有着多种面向的，一般是对主流媒体都说好话，因为与中国目前巨大的建设量和超速城市化速度难成正比的是，国内就只有这么几位在建筑设计上孜孜以求的建筑师，再不利用有限的媒体空间“充分表扬”就是评论家的“失职”；相反，在专业媒体上，则注重理性和理论分析，只是限于国内批评环境的“严酷”和“冷酷”，批评分析的话语往往显得过于晦涩。
    
    ▲在您的“角力城市的欲望”这篇文章中提到“城市模样是各种欲望角力的结果”，并特别提到政府的欲望以及个人的欲望，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些力量在无形中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面貌，我们是否能给这些力量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它们不至于因为某一种力量的特别强大而成为左右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导致城市的发展失去了科学依据，您在这方面的看法是什么？
    
    史：我曾经说过：“北京是一个问题与生机并存的都市，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不惜在‘试错’中发展的城市，也是一个权力/物质欲望‘外爆’的城市，一个虽然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却在无序中裂变的城市。” 

    在超速城市化时代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和上海都曾以其个性鲜明的发展模式和全新的都市形象引起举世关注，而同样“日新月异”的北京却一直难以赢得同样分量的关注，因为它一直在巴黎和纽约两种城市发展模式之间摇摆。但是北京又一直自视甚高，总是有着令人艳羡的机会与速度，并且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顽强的自信。 

    其实，目前在世界上公认的几个都市品质得到提升的城市（如巴黎、柏林、巴塞罗那），其起步的时间并不比北京早（巴塞罗那在70年代末，巴黎与北京相当，柏林更在1989年以后），条件也并不比北京好（柏林的许多街区需要重建，兴建的也是现代风格的广场/建筑；巴塞罗那则采取“都市针灸”疗法，着力营造/提升城市公共空间质量）。 

    城市活力判定的准确与否，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的视阈与操作可行性，都是北京规划使人忧虑的地方，它既保持了观念上的“可人”又伴随着概念上的模糊与矛盾（如“两轴”即与疏解旧城压力形成矛盾）。 

    巴黎和柏林的成功经验都说明，首都的城市再造必须纳入到国家的“营造”策略之中，在更为宏大的空间、文化与历史视阈确定发展方向并顽强地实现之。所以，没有有着强烈文化复兴意识和使命感的密特朗（当时的法国总统）和科尔（当时的德国总理），就很难想象巴黎和柏林都市复兴的成就；当然，仅有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密特朗的学术背景与判断力和科尔的再造柏林的强烈使命感，以及整个运作班底的水准与效率，更是成功的关键。
    有着巨大的经济与文化活力的北京无疑值得举世关注，即便它充满问题，就像